此后的几个星期，保黄开始对我进行“忠诚”教育。那时，我对蒋介石的认识还十分模糊，既谈不上嫌恶，也无特殊好感。记得小时候隐约听说，蒋介石是靠屠杀夺权得势的，不免对他有些怀疑。但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在布鲁塞尔大学的三年听到的是一片对斯大林的谴责，使我深受影响。蒋介石虽曾长期拒绝抗日，如今却正在和日军作战，他已成为抗战的象征。保黄说： 若非共产党作乱，不断制造麻烦，酿成灾难，中国早就富强起来了。共产党是受命于莫斯科的，企图把中国出卖给苏俄，所以蒋介石不得不花多年时间从事讨伐。正由于内战，当时才避免和日本交锋。蒋介石只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作好抗战的准备，却因此受到不公正的责难。当时我知道的情况极少，又认为政治枯燥乏味，和自己不相干，并没有把保黄的一番话完全听进去。“我们要抗战到底……这是伟大领袖说的。”这句话透过保黄朝气勃勃的声音，听起来明白无误，十分正确，它曾使我相信，蒋介石是中国抗战的惟一捍卫者。保黄尤其想使我明白，我通过他也就取得了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只不过变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军事派别——黄埔军人派——的附属品。这个派别便是蒋介石的权力支柱。
“武汉不能放弃”，香港的中文报纸叫嚷着。三天之后我们乘特别快车奔赴武汉，希望那里进行着的激烈战斗，不要在我们到达之前就结束……
在香港我访问了比利时银行，因为赫斯给了我他在那里的一个朋友彼耶尔·马居林的地址。我把写给赫斯的一纸短笺交给了彼耶尔。短笺中告诉他我要到武汉去。
三十年以后，彼耶尔·马居林仍在香港，仍在比利时银行，仍是那样和蔼可亲，足智多谋，那样宽膀肥腰，一点儿没变。
“那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彼耶尔说，“你穿了一件中国旗袍，那种广东当苦力的妇女在夏天穿的黑色香芸纱旗袍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记得你衣着很差。”
“我当时正准备去打仗呢！”
“而且你还哭了。哭得多厉害，号啕大哭，真像个小女孩！”
他忘记我当时是为什么哭了。当时我告诉他，我离开了比利时，放弃了我的学业，和路易斯分了手。我是按这个次序讲的，我还告诉他，赫斯要我到昆明去，可是我决意去武汉，而且我要和唐保黄结婚，因为他非常爱国，富于理想，对人真诚，我从来没有遇上像他那样的好人。当时我还问彼耶尔，“你认为中国会打败吗？”他回答说：“这很可能，日本是很厉害的……武汉将失守……”听他这样说，我才号啕大哭起来。如果中国打败了，如果我们不得不向日本屈服，我想我也活不下去了。彼耶尔开着他的汽车，带我出去兜了一阵，并让我用了他的手帕，这样我就好了一些。彼耶尔说：“中国的情况很糟。军队没有医院，没有药品。诈骗和贪污成风。蒋介石政府中的大人物都在捞钱。你该去问一下这里的国际红十字会，有一个名叫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的女人在征集医药用品。但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药品黑市。这些事当然不要去传播，要不然会损害中国在国外的名声……”接着彼耶尔给了我在武汉负责红十字会的林可胜医师的地址。他开着汽车沿着香港的环岛公路绕行上山。我茫然地望着美丽的风景，在远处隆起的光秃的山丘那边，便是中国大陆，便是武汉，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战斗……
在从香港到武汉的火车旅程中，保黄继续对我进行着道德教育，他要把这个作为我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式。最初我毫不犹豫地加以接受，后来却对之极其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