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保黄和我住在一家旅馆里。他在那里有的是朋友，一切都好办。不论他到什么地方都有朋友。这些朋友有的是凭阶级和家族的权势，有的是靠学校和军校的关系而结识的。他们形成了一股牢牢地相互依靠的统治势力，保黄就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他们紧密相依，以隐晦的联结方式——秘密团体——一直致力于使它的内部成员攫取权力。上层统治人物的内聚力量，既顽强又易于复原，在狡猾奸诈方面简直凶狠无比，甚至碰到了革命也能渡过难关，潜入地下，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唐保黄是地主军阀统治阶级的产物。这个封建上层集团，直至1949年革命之前，一直掌握着治理中国的大权。保黄一到香港就回到了这个集团中，有人帮忙，有人效劳，有人保护他，也有人听他的话。朋友们纷纷来向我们祝贺，请我们出去吃饭，借钱给他，带我们上街购物。我这个从来不从属于任何势力的人——孤独的，反抗的，孑然一身的人——现在不再孤单了，也不必时刻防范了。再也没有比有所归属的感觉、受到接纳的感觉更令人欣喜了。当时我这种处境，是靠保黄才得到的。我已不再怀疑，内心也因安宁而极为舒坦。往昔生活中常有的忐忑已经消失。由于我不懂阶级结构，我以为整个中国都会像这个集团现在通过保黄而做的，温暖地接受我。今天，我已能够理解这些竭力摆脱其卑下地位——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的人心中的憧憬，以及他们为最终的“变好”、最终的“到达”而做的努力。他们为这鲜美的果实折腰；他们欢呼“公主就要吻我了”，他们感到他们“赢了”。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心中涌动着什么样的欣悦啊！在中国的昔日，有多少机敏精干的寒门子弟就这样被征入行伍，支撑着官僚阶层的等级统治。他们个人的发迹是以他们在整体意义上的背叛为代价的，因为与其他人相比，暴发户对他们跻身其中的那个集团的好与坏有着更大的影响，在维护这一集团的统治时也更加卖力。
对我来说，那也是一桩心计，虽然当时我并不明确。保黄是中国人，同他订了婚，我就终于得到了（我这样想）中国的承认。而我离别欧洲，正是为了中国，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这是我极大的错觉。
我们抵达香港那天，正好欧洲宣告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当香港英文报纸用大标题欢呼着“我们这一代的和平”时，我就说“欧洲明年就要打仗”，而且保黄也颔首同意。保黄说：“我们在香港一天也不多待。我们要到武汉去拯救国家。领袖在那里，我们必须到那里去做出牺牲。我们要抗战到底……”当时我还不能明显地看出，他的这份忠心只是对蒋介石个人，而不是对中国人民。这只是他的阶级出身和所受教养的产物，而不是出于他对祖国的热爱。它并不是真正的献身精神，只是他对一个集团的封建性的效忠。但当时他同那些三心二意、置身事外和畏缩不前的人，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以为保黄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最优秀的品质，因为他愿意回来为中国而战斗，就是为了这，我才同他相爱，并愿意跟随他到任何地方去，当然也愿意到正在进行着最激烈战斗的武汉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