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了我的《逍遥游》吗？”他在电话里这样问我。
“我刚从新疆回来。我已经在报上看到目录了，但刊物还没到手，我打算这几天就找来看看。”
“那你看完有空咱们聊聊。”
“好的。”我说。
我很快看完了《逍遥游》。准确地说，通篇小说写得有如行云流水，那样地舒展、那样地挥洒自如。然而，我看着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景物氛围的描写，总觉着这一切就像是发生在我小时候，我们家所在的伊宁中心一个古老的宗教学校附近的人和事……
我的感觉得到了印证。在动乱岁月最初的两年里，原来王蒙老师一家住得离我们家很近，甚至可以说我们就住在只有一墙之隔的两家大院里。而这一切是我前所不知的。难怪《逍遥游》里的那些人物，以及那些环境让我感到如此熟悉、亲切。
这天我们谈得很投机。我们谈起了作品中所有人物原型，以及未能进入作品却又生活在那一带的、和这些作品中人物有着密切联系和毫无干系的邻里街坊。王蒙老师还提到一位嗓音十分动听的卡里——诵经师，他听他诵经宛若听唱一般。但我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人来。也许那会儿我太小了，还轮不上和这些卡里们打交道呢。谈话间崔瑞芳老师偶尔也会插进一两句来，以提醒被我们遗漏的某些细节。每当这时，王蒙老师便会不由自主地看她一眼，那眼神里分明洋溢着一种兴奋、自豪和幸福的光彩……
瞧，他把我找去，和我谈论这篇作品，并不是为了像个学究似的研讨作品的开篇、布局与结尾，以及作者在结构作品方面所费的苦心；也不像评论家那样要评判作品的主题所在，以及预测其即将产生的社会效果；更不像我们原有的关系那样——先生运用自己的成功之作，来开导和教诲他不敏的学生。他找我，就是想和我像个老朋友那样谈谈这篇倾注了他自己特殊情感的作品而已，除此没有任何别的什么。
一个作家，有时在心绪良好的时候，是希望和别人谈谈自己喜欢的作品的。如果这人熟悉自己的作品背景当然更好。这样，也许你还能获得作品本身以外的更多的享受，包括一种对岁月的回顾、一种对往事的追思。更何况这篇作品产生在一个特殊的、让人值得缅怀的时刻……
当然，他是个作家，所以他才对任何一种语言都充满了兴趣。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让人吃惊的是，他对语言的接受能力。
一场落难，他学会了维吾尔语——在他结集出版的小说集之一《冬雨》中，甚至还有一篇他从维吾尔文翻译过来的小说译文。当然，为此他用去了十六年光景。
但是，他去了一趟衣阿华，仅仅四个月时间，他就已经初步掌握了英语，而现在越发地熟练了。这莫非是一个奇迹不成？还是造物主对他过于偏心——倘若世上真有造物主存在的话。
他从塔什干回来，一边给我翻阅着从那儿带回的那瓦依作品插图集，一边向我叙说着乌孜别克日常用语与维吾尔、哈萨克语之间的近似之处，与不同之处。
他从西德回来，又兴致勃勃地谈起在那边遇见一位美丽的土耳其小姑娘，在和她的交谈中，他发现土耳其语有许多词根完全与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一样。以至于那位土耳其小姑娘问他是不是土耳其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