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喜欢写小说吗？”她被我骚扰了无数次后终于忍不住说，“没意思了就写小说吧，”她拔高了嗓门，仿佛不是说与我听，而是说与她身边的某个暗恋者，“我知道你写得不好，都没在校报上发过文章，可是你给我的情书，真的让我流过眼泪呢。”
我挂掉电话，默默地从抽屉里掏出一摞摞的稿纸，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蚁头汉字。我没告诉她，其实毕业之后我一直在写。无数个值班的夜晚，我光着膀子开着电风扇，一写就写到天亮。我那个精通奇门遁甲的老同事说，我们税务所的院子里住着三位仙家——狐仙、白仙（刺猬仙）和柳仙（蛇仙），她们已在此处深居修炼多年，道行高深莫测。在那些不眠之夜，我多希望她们在我写得疲乏无聊之时，现身陪我说说话，抽根烟，或者喝口廉价的本地啤酒。可她们从没出现过，哪怕是在黑沉沉的梦中。我只听到风从檐角下急走，只听到旁边小卖部里男人响亮的鼾声，只听到野猫交媾时淫荡的叫声和夜行人匆忙的脚步声。也许她们认为，我写得太烂了。她们只喜欢貌若潘安、脸颊从不生青春痘的文弱书生。而我，太像一个粗蠢的举重运动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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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或许写得很烂。投了那么多稿，却从没发过哪怕豆腐块大小的一篇。那时最喜爱的作家是苏童。我曾经很疯狂地想，他要是需要一名司机或保姆该多好——我可以给他开车、帮他做饭、打扫房间、发送邮件，到幼儿园接送他的女儿童天米，不给我发工资都行。这样我就能天天守在这个伟大的天才身边，观察他如何写出那些金玉般的长句短句。毫无疑问，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崇拜到了极致，另一个人就会成为他虚无的神。我读遍了他的小说、访谈、评论，还将他的一张从图书馆的杂志上偷剪下的黑白头像贴在床头——他的邻居是赵雅芝。我甚至模仿他写了十多万字的小说。每次我都忐忑地骑着自 行车到邮政局，买一个超大信封，将手写稿郑重地塞进去，再夹足邮票（以便退稿之用）。 邮局里有我一个小学同学。每次去我都在门口偷偷张望一番，如果是他当值，我就悄悄溜回税务所。我不想让熟人知道我写小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写小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旁人看来颇为费解的秘密。当然，这秘密对我而言却光芒四射。我记得当时只收到过《收获》的退稿信。那封退稿信被我藏在抽屉最下一层。偶尔我颤抖着手打开锁，拿出来细细观瞧，长叹一声安慰自己：瞧，你还是有天赋的，不然编辑那么忙碌，怎么舍得抽空给你回信？
那年印象最深的是，《作家》杂志推出了魏微、朱文颖、金仁顺、戴来、周洁茹、卫慧、棉棉她们。我在当地报纸上只是看到了关于她们的照片和报道，我极为渴望阅读到她们的小说。县城只有一个书报亭，那里没有《作家》杂志。这是多痛苦的一件事：譬如一个蹩脚的乡村武术爱好者，每日里在家蹲马步打长拳，练习鲤鱼打挺，倏尔听到京城里拳师显赫的声名，迫不及待想见识到他们精妙的拳法，然而却始终无缘目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