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春天，我总是步行到书亭买书。书亭的主人以前是我母亲的同学，她有两颗很美的金牙；后来的主人是她女婿，一个仿佛不会不笑的瘦子。那天瘦子对我说：“有个在村里开锹厂的老板，稀罕读书。给我留了号码，说谁要爱读书，就给他打电话交流。”
当时我觉得很可笑。一个老板？开锹厂？喜欢看书？在我的印象中，此人所在的村庄是个奇怪的乡村，多年后我曾在小说《七根孔雀羽毛》里如是描摹过它：
家家户户都在大规模地生产钢锹、铁锄、斧头、镰刀之类与农活有关的器具，他们将这些农具抛光上油，再卖到缅甸、埃塞俄比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这些喜欢种植罂粟和马铃薯的国家。他们的村子据说是全亚洲最大的钢锹生产基地，也是整个县城包二奶包得最疯、最明目张胆的地方：大老婆穿着黑棉袄在家里跟雇工一起割道轨、锯铁板，小老婆则在县城里喂养私生子，或者到美容院做昂贵的面膜。按照我们桃源县的说法，这个村子的男人普遍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左手握着丑陋冰凉的铁轨，右手攥着小巧锋利的镰刀。
我当时未曾想过，这个叫程禾的男人是下了多大勇气才将那串阿拉伯数字歪歪斜斜地写在皱巴巴的纸片上，等待着陌生人的敲门声。我当时捏着纸片犹豫了片刻。“他人挺不错，常来买书，好像也自己写小说。”瘦子的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我。在这个县城，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另外一个写作者。当然我知道，县城里有很多文化名人，他们中有小说家，有杂文家，还有戏剧家。可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打过任何交道。而现在，这个“好像也自己写小说”的商人，让我的神经蓦地一跳。
很快我就忘了号码的事。那时我从事全县八十七家加油站的加封工作——就是给每台加油机都安装一个税控装置，这个装置能统计每月进销油量，以防止商人偷税。那天晚上，我很晚才从乡下回来，饿得很，又不想吃饭，还轮到我值班，就坐在木椅上，看窗外盏盏灯火，看着看着悲从中来。这可能就是我一辈子的生活，它面目可憎，从不介意面具下那个不安分的灵魂。这灵魂柔软迷惘，它唯一的命运或许就是在时光中缓慢衰老，最后无望地死掉。我甚至想到了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里，布兰琪紧紧抓住医生的胳膊时说的话：“我总是指望陌生人的慈悲。”
我总是指望陌生人的慈悲。每读此句，我都五味杂陈。我曾经参加过一次《人民文学》举办的笔会，在笔会上认识了南京、三峡、开封跟合肥的朋友。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我跟他们彻夜长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种爽到极致的感觉在我背着行李踏上回程的火车时戛然而止。哈代的《苔丝》里，乡下小贩杰克·德北听牧师说他是名门德伯氏的嫡系子孙时，立马变得神气起来，要租辆马车把自己拉回家。他觉得他的世界瞬息就改变了，再也回不到过去。我想我就是那个猥琐、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小贩德北。回来后我总是怀念那三个迷人的夜晚，想念那些交汇过的光影。我开始无休止地给他们打电话，一听到他们的声音，似乎就又回到了北京，在宾馆里，随心所欲地谈论文学、谈论人生。我记得连续有两个月，我家的电话费都是八百多元，而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七百元。
而那个晚上，我恹恹地去掏香烟，然后在裤兜里，掏出了那张已搓揉得不成形的纸片。我再次看到了那行歪歪扭扭的数字。我思忖半晌，拨了这个陌生人的号码。
对方很快接了电话。他说滦南方言。从声音判断，比我大不了几岁。
那是 1999年的夏天。1999年的倴城像个哀伤简约的符号——它是所有北方县城的缩影。从 1984年我们搬到这里，多年内它没有显著变化：弯曲狭窄的主街每到下班时就堵车，而主街两旁是低矮破旧的门市——开理发馆的温州人、开川菜馆的成都人、卖板鸭的南京人、开性病门诊的广州人、售熟食的东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