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维凌于一九八六年初到了美国，他中央领导人的秘书的委托，来纽约和索罗斯商议基金会的事情。索罗斯特别高兴，跟何维凌见面是他第一次和来自北京的官方代表接触。
这次会谈是在索罗斯家里的小客厅举行的。这个小客厅相当于一个小书斋，四面都是书柜，里面摆放的书籍都是索罗斯经常要翻阅的。小客厅雅致气派，设有酒吧，还专门配有一个奢华舒适的洗手间。凡是索罗斯认识的各国政要，或经济、文化、宗教等领袖人物，只要受索罗斯之邀来纽约，都会在这个小客厅和他天下纵横谈，共谋大事。
何维凌进入小客厅时，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小天地的气氛，他用手拨动着一个精美的大地球仪，自言自语地说：“我猜想索罗斯会经常盯着中国的版图思绪万千。”
索罗斯进来了，他热情地和何维凌握手，感谢他帮助我，在中国认识了许多参与改革开放事业的精英人士。他说：“梁是我的桥，你是梁的桥。”何维凌思才敏捷，马上接了一句：“我们搭了一座从你这个小客厅，通往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桥。”
何维凌神情兴奋，话语滔滔。他告诉索罗斯，他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在文革中因为反“四人帮”也坐过牢。在林彪事件后，他和一些知识精英开始反思中国的命运。“四人帮”垮台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终于对外开放，对内进行改革了。他和朋友们一起，一方面向社会鼓吹改革开放的意义，通过编辑出版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启发人们打开封闭的心灵，接受多元化的思想；另一方面，直接参政，为中央领导人出谋划策，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
索罗斯非常有兴趣，耐心地听何维凌讲完，然后问道：“你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何维凌说：“首先，我要告诉你，我们的韩叙大使对你的印象不错。我这次有两个任务。第一，确定基金会的结构。我方认为基金会最好在美国注册成立，在纽约和北京各设办事处。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你方在中国的合作机构是国务院体改委属下的体改所，因此，基金会应该设有两位共同主席，由你和体改所所长当任，两位主席对任何计划和项目都有否决权。梁恒和由中方主席自己选定的人，分别当任你们各自的私人代表，受权处理基金会的日常工作。”
索罗斯神色严肃，认真仔细地听，然后说：“你说的我都同意，但有两点我必须明确：一，基金会必须独立自主；二，必须成立一个审评委员会，由一些没有政治背景和利益关系的中外学者组成。所有的资助项目必须通过开放竞争的形式，申报给审评委员会评选，然后由两位主席本人或他们的私人代表批准。”
何维凌显然是有备而来，听了索罗斯的意见后马上表示同意。接着，他说第二项任务：“经济改革的形势逼人，我们又没有经验，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考虑在基金会正式成立之前，你是否能够帮助一个由中国青年经济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去你的祖国匈牙利学习考察。在今天的中国，反对改革的势力也很强大。匈牙利和中国的政、经体制很相似。这几年来，匈牙利的改革很有成就，可以为中国提供较好的经验。我们去向自己的兄弟党学习，可以睹住保守派的嘴。这就叫 ‘外来的和尚好唸经’。”
索罗斯心领神会，哈哈大笑，对何维凌伸出大指拇，说：“中国人真聪明。没问题，让梁负责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