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事谈好了，索罗斯和何维凌谈起了哲学。何维凌性格开朗，才华横溢，不仅对经济很有研究，对社会学和哲学的造诣也很深。他一会儿和索罗斯交换对普里高津（I Prigogine）的“消耗结构理论”的看法，一会儿又和索罗斯讨论哈根（H Haken）的“协同学”。索罗斯越说越兴奋，甚至把自己还没有写完的书稿《金融炼金术》的第一章拿给何维凌看。
何维凌当场就从书稿里挑了一个观点和索罗斯展开了讨论。哲思者之间的心灵火花击燃时，那种话语投机、惺惺相惜的情景，真让我有一种庄严的感动。谈话结束时，何维凌请求索罗斯让他把书稿的第一章翻译成中文，在我的《知识份子》杂志上发表。
索罗斯欣然同意，他说：“真没想到，首先分享我的哲学思想的是中国的知识份子。”
我忍不住说：“何维凌是把你的哲学思想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功不可没。”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没有现金支票、信用卡和旅行支票。我负责安排十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去匈牙利学习考察，所有费用只能用现金支付。我们的基金会在美国已经完成了注册，因为在等中国方面的进展，所以还没有去银行开账号。索罗斯要我去找苏珊，从她负责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取一笔现金给我去做项目用。
一九八六年春，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成功地访问了匈牙利。他们在布达佩斯的马克思经济大学，和自己的同行们探讨经济改革的许多问题。在他们访问期间，索罗斯专程飞回家乡，跟代表团成员见面座谈，向他们询问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问题。中国代表团从匈牙利取经回国后，马上写出了几篇有针对性的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提交给了主管经济改革的中国领导人谋断决策。
这个项目结束后不久，一天下午，我去索罗斯家汇报工作。我上楼去他的书房，他正在看书，见我进来，放下手中的书，请我在书桌前坐下，问道：“有什么好消息？”
我告诉他，中国代表团回国后，写了几篇推动经济改革的报告，为政策制定所用了。索罗斯听了深受鼓舞，他说：“我对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聪明、能干，敢于探讨一些在今天的中国仍属禁忌的问题，他们在直接参与改革和开放的工作，而不是政治上的边缘人物，真是太难得了。”
我听索罗斯说完，从我的黄挎包里，掏出用旧报纸包好的二万美金，放在他的书桌上，说：“哲王，这是没有用完的现金，一共二万，退还给你。”
索罗斯盯着旧报纸里的一堆现金，抬头望着我，表情很惊讶，好像有点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过了好半天，微笑了，说：“梁，你是个好孩子。”
我说：“除了这些没有用掉的现金，既无收据，也无发票。”
“足够了，正确的账本都不如经手人的诚实。”索罗斯笑着对我说，语气很亲切。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的是他对我的信任，心里很温暖。也正是这种信任，让他和我亲密相处了二十多年。
索罗斯热情地支持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匈牙利，是为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因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改革经验对中国很有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