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取代梁启超文化界大佬地位（上）
在重新诠释五四的学术潮流之下，学界已经出现了许多非常有新意的研究成果。除了上文举出的一些例子以外，另外一个值得举出的是：那仿佛是作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化身的《新青年》，在其整个出版历史里，其实没刊出几篇有关民主与科学的文章。王奇生说，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三篇，涉及“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王奇生以“科学”与“民主”作为关键词来检索《新青年》数据库，“科学”出现了1907次、“赛先生”6次、“赛因斯”2次；“民主”260次、“德谟克拉西”（包括“德莫克拉西”、“德先生”）205次，“民治”70次、“民权”30次、“平民主义”3次。以总字数超过541万的《新青年》来说，“科学”与“民主”出现的频率可谓极低。
作为近代中国“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代言人，《新青年》对民主与科学如此不甚着墨，乍看之下似乎不可解。然而，王奇生说得很对：“自晚清以来，民主（民权、立宪、共和）与科学等观念，经过国人的反复倡导（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用今天流行的术语来说，“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常识(common sense)、约定俗成(Habitus)、天经地义(Doxa)。在这种情形下，“民主”与“科学”就像从前的“忠君”与“爱国”一类的概念一样，是用来诉诸、援引用的，并不是有待论证、阐释的对象。然而，就像“忠君”、“爱国”那些天经地义的观念也会受到质疑一样，“民主”、“科学”也有被质疑的时候。不是没有，只是时候未到。
20世纪初，“科学”在中国“天经地义”、“至高无上”的地位，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里说得再生动也不过了：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1919、1920］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
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宣布科学破产，对胡适而言，是他文化霸权腹背受敌的时候。从意识形态的左面，马克思主义派向他挑战；从意识形态的右面，东西保守主义的合流向他挑衅。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他左右开弓、两面出击的一场论战。然而，更有意味的是，在这场论战里，胡适与当时已经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先合作夹击那代表东西保守主义合流的梁启超及其弟子，最后再回过头来决斗。
胡适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最大的赢家。亚东图书馆所出的《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与陈独秀分别作序，就等于是让胜利者来作总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既然没有裁判，宣称胡适所代表的科学派胜利，自然很容易受到偏颇的指摘。然而，科学派的胜利，要拜科学主义征服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之赐。胡适形容科学至尊无上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这句话可以在后来成为新儒学运动的两位健将身上得到印证。
徐复观说：“忆余年少时在沪购一书曰《人生观之论战》，于京沪车中急读一过，内容多不甚了了。惟知有一派人士，斥［张］君劢、［张］东荪两位先生为‘玄学鬼’；玄学鬼即系反科学、反民主、罪在不赦。自此,‘玄学鬼’三字,深入脑际。有人提及二张之姓名者，辄生不快之感。”年轻时候的唐君毅亦然。他说：“时愚尚在中学读书，唯已粗知好学。尝取诸先生［注：张君劢］之所论而尽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