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着在27日的信说：
来信敬悉。关于《新青年》的事，我赞成所说第二种办法。寄稿一事，我当以力量所及，两边同样的帮忙。我本赞成适之另办一种注重哲学文学的杂志，但名称大可不必用《新青年》，因为：
一、如说因内容不同，所以分为京粤两个。但著作的人如仍是大多数相同，内容便未必十分不同，别人看了当然觉得这分办没有必要。（如仲甫将来专用《新青年》去做宣传机关，那时我们的文章他也用不着了；但他现在仍要北京同人帮他，那其内容仍然还不必限于宣传可做了。）
二、仲甫说过《新青年》绝对为“洋大人”所不容，在京也未必见容于“华大人”，这实在是至理名言。我看“华大人”对于《新青年》的恶感，已经深极了。无论内容如何改变，他未必能辨别，见了这个名称当然不肯轻易放过。这并不是我神经过敏的话，前年的《每周评论》便是一个实例。
所以我希望适之能够改变意见，采用第二种办法。但北京同人如多数主张用《新青年》的名称，我也不反对。
1921年7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书记。8月，他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会长的职位，9月到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工作。《新青年》9卷5号在该年9月出版。10月初，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新青年》随之停刊——1922年7月出版9卷6号以后休刊，1923年6月15日以季刊的形式复刊，由瞿秋白主编。然而，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刊，而非昔日胡适、陈独秀及其编辑群的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