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多年来批判胡适，最喜欢说胡适所了解的杜威，是早期的杜威，说他对晚期的杜威懵懂。殊不知胡适1915年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杜威已快满五十六岁了。由于杜威长寿，活到九十三岁（1859—1952），而且活到老写到老，他一生的作品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如果我们以美国“杜威中心”所编撰的三十七册《杜威全集》的分期法为准，杜威的早期是1882年到1898年；中期是1899年到1924年；晚期是1925年到1953年（包括他过世后出版的文章）。杜威晚年说自己的思想里有“永远的黑格尔的沉淀”(permanent Hegelian deposit)。如果成熟的杜威的思想里还有“永远的黑格尔的沉淀”，则早期的杜威可以说是“洋溢着新黑格尔的思想”了。由此可知，所谓胡适所了解的杜威是早期的杜威云云，其实是不知所云。杜威早期的作品，胡适大概完全没读过。胡适受到杜威影响最深的，是他中期的作品，这是本章讨论的重点。
林毓生说胡适懵懂于晚期的杜威，那也是对胡适不求甚解的结果。胡适懂不懂晚期的杜威？更确切的问法是：他接受不接受晚期的杜威的思想？这有待本传下部的分析。林毓生有所不知，杜威晚期重要的作品，不管是政治思想，还是逻辑，胡适就读过好几本。他要么在日记里记得清清楚楚，要么是在他个人的藏书里画了线、作了记号。例如，杜威1925年出版的《经验与自然界》(Experience and Nature)、1927年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35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举措》(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以及1938年出版的《逻辑：研究方法论》(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如果胡适对中期的杜威了解最深，讽刺的是，那不是拜他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之赐，而是靠他留学归国发愤勤读杜威的著作以后的所得。胡适1919年春天在“学术讲演会”演讲《实验主义》的时候，还没跨入实验主义的门槛。然而，从3月9日开讲到该年7月1日完成改订稿的四个月之间，胡适对杜威思想的了解有一个根本的突破。这个突破，我们比对《实验主义》的初稿和改订稿，就可以看出其端倪。
1919年是胡适对杜威的思想开窍的一年。这首先是因为用功，但更重要的是，他抓到了要点。可惜现存于“胡适档案”里的《实验主义》是一份残稿，只剩下开头“古代的实验主义”。因此，我们无法把残稿和改订稿拿来相比较，看他从3月开讲《实验主义》到7月改订之间，他对实验主义的了解有多大的变化。这四个月是个相当重要的关键期。然而，“胡适档案”里所残存的其他资料，已足以让我们寻出胡适吸收消化杜威思想的轨迹。
由于要准备演讲“实验主义”，胡适开始向两家书店订购参考用书。第一家是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胡适在1918年9月把《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送印。一个月以后，他一口气就跟丸善书店订购了十七本哲学书。丸善书店在11月5日寄出了十本。然而，有七本书缺货，但已遵照胡适的要求向出版社订书。这暂缺的七本书里，胡适最需要的，包括杜威的《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与席勒的《人文主义》。胡适一直要到1919年3月才拿到杜威的《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这就是他在该书扉页上所写的日期。第二家书店是上海的伊文思图书公司(Edward Evans & Sons)。伊文思图书公司在3月11日和18日分别寄了两批书（一共九本）给胡适。其中一本是杜威的《德国哲学与政治》(Germa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另一本是詹姆士的哲学论集，还有一本是讨论詹姆士哲学的书。
胡适在《实验主义》里讲述詹姆士的实验主义思想的时候，虽然译笔粗糙生涩，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讨论了詹姆士的“真理论”和“本体论”。等到讲述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他就一股脑地把这些哲学问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