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这几十年写了许多优秀小说，但对我来说，她写得再多、再好都没有那部《分界线》好，都没有那部《分界线》给我的启悟大，简直是在一个少年那懵懂的头脑里打开了一扇天窗，照下了一片曙光。对我来说，《分界线》和它的作者简介，就是一部伟大的世界名著，是和《红楼梦》同等重要的传世之作。张抗抗，就是我少年时期的救世主，我将一生都对她怀着感激之情。
事实上，我也的确是通过写作最终达到了逃离土地的目的。当兵、入党、立功、提干，那一段艰辛的登山路程，我是通过发表了那么几篇所谓的小说、独幕话剧和几首顺口溜一样的诗歌走完的。文学那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敲门砖的功能。一篇小说，就是一块敲开上帝慧眼的石头。1982年，随着自己成为每月有64元工资的干部之后，文学的功能在我这里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始得到“升华”。
利用写作，已经有了可靠的工资，已经逃离了土地，下一步写小说的目的是什么?几乎是毫不犹豫、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写作的目的由逃离土地、吃饱肚子，就转化、升华到了成名成家。一切都是那样顺畅，那样自然，不需要任何的过渡与思考，成名成家就成了写作的又一目标。换一种方式来说，如果最初的吃饱肚子和逃离土地是写作最直接目的的话，那么，成名成家就是那个时候潜在的目标。正如我们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阐述的哲学观点和辩证关系那样，主要矛盾解决之后，次要矛盾会升将上来，浮出水面，成为新的主要矛盾。
现在回忆起来，二十多岁时，我渴望成名成家，就像找不到媳妇的光棍渴望得到天鹅与美女的爱情。我们必须承认，所谓文坛，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名利场，是我们所了解的所有名利场中隐蔽较深，总是搭着清高、清淡、淡泊的巨大帐篷而进行各种复杂斗争的一块角斗场。歌坛、书画圈、影视圈、体育竞技场等，这一些所谓创造精神财富的圣地和里面的圣人，因为他们都没有作家读书多，所以他们都没有文坛作家们那么清高，藐视和淡泊名利。其实，我们揭开那块巨大的演出帐篷，或者从某一通道走进文坛的演出后台，也就明白文坛确实就是一个和别的地方一模一样的名利场。
是名利场没有什么不好，像好莱坞一样，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活得非常明白，努力方向也非常明确。想挤入文坛，想成名成家，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现在的问题是，当你为成名成家而努力奋斗时，我们这个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你发现今天这个社会，已经不再是写作的年代，而是非常不适宜写作的年代。你写小说无论是为了成名成家，还是挣钱获利，再或是如人家所说，是为了给人民创造精神财富，写出传世之作，以使自己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如此等等，这一些目的、目标如果想利用写作来完，在今天这个社会，都显得荒唐可笑、不合时宜，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
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是一个追求写作的人成名成家的最好时期，是文学的又一个盛唐，是作家的天堂岁月。今天你发表一篇小说，明天你就名扬天下，后天你就能接到上百封乃至更多的读者来信。我不知道女作家的读者来信中是否都夹有男青年读者的照片，但男作家的读者来信中，里面夹着女青年的玉照是常有的事。可惜我缺少才华，没有赶上那段文学的黄金岁月。80年代初期，我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是军营里的一个兵，一个刚领上每月64元工资的小排长。为了成名成家，为了发表一篇小说，我曾经半夜到我们部队机关的大门口，把为了迎接上级首长莅临指导工作而摆在那儿、盛开着的茉莉花偷了一盆，，藏在屋里，准备给文学刊物的编辑们送礼。那时候，我的部队是在河南商丘，要送礼的地方是河南开封，几百里路，坐火车要三个半小时。到了星期天，我就买一张站票，把这盆茉莉花和一个短篇小说送到了开封的《东京文学》的一个编辑家里，在他家吃上一顿饭，听他谈半天文学，给我传授一些写小说的秘诀和讲讲小说的发展趋势，然后再买一张站票在火车的过道或厕所里站三个半小时，回到商丘的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