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喻(8)

毫无疑问，在这两极之间，人们可以找出或者想象出各种各样居中的特征，我也将在修辞格宝库里去考查，阐明那些已被我和其他人使用过的具有虚构性或者非虚构性的修辞格。米什莱在论及古典时期的某一页文字中这样写道：“对15世纪，我像农妇那样已经喊出了心灵深处悲愤的怒吼。”《法国史》一书，由克洛德?梅特拉（ClandeMettra）节选，1963年，第284页。我阅读过该节选本（此处引文，我也在下面的引文注释中作了标注）。不言而喻，这段省略法让人一看到文字就觉得非常有创意，也很容易让我们回过头重读其历史书中前一章有关中世纪末期的论述。同样《法国大革命史》请参阅米什莱（JulesMichelet）所著《法国大革命史》第2卷，拉枫出版社(Laffont)，1979年，第822页。也出现过类似的表现手法，但是我认为，从实际效果上看，此手法的运用让人有些不太明白其中用意。在叙述热月政变之前几个星期里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时，这位历史学家插入了这段提示：“我们在1792年就一直议论着蒙马特大街那位站在两尊石膏像面前不停嘟哝的疯婆子。她嘴里喊道：‘上帝拯救马奈尔、伯迪松吧！上帝拯救马奈尔、伯迪松吧！’她每天要喊20次之多，毫无疑问到了1794年她为罗伯斯庇尔就没有喊叫这么长时间。”让人困惑不解的是，读者在最大限度地接近史实材料的情况下（在史实材料之中，在特定历史时刻与所叙述的时间之间）会变得非常乐意接受由一位十分了解史实材料的当代见证人，根据日复一日不断述说的编年史，进行这样的虚构编撰——这样的虚构编撰非常绝妙地传达了米什莱与其研究对象，不论它属于哪个时代，两者之间那种难解难分、似真似幻的关系还有其他许多例子：“我非常忠实地记述了这一可怕世纪（16世纪）伟大的历史潮流。我已经在这最后几卷里作了最大的努力和斗争：我因撰写这一残酷的斗争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深入到这起杀戮的根源去探究，可以说到了卧薪尝胆、浑身沾满血腥的地步。”（引自丛书《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拉枫出版社1982年版，第637页。）对这样的描述，普鲁斯特也都没有能够忽略，他曾写道：“在路易十四统治的鼎盛时代里，那些稀奇古怪的心血来潮之举让我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即我每天不得不中止对我的故事的叙述。我只有读到‘1789年网球场誓言’段落之后，我才能重新振作起精神。”（此处引自《仿作与杂集》，伽利玛出版社，七星诗社典藏版，1971年出版，第28页。）。此外，亚历山大·大仲马因为要显示真实的回忆录作者立场，准备在叙述1830年7月奥尔良逃遁之路线图时插入这段他自己在外省小分队里寻找粮草弹药、受他人蛊惑准备发动共和国武装起义的描写。他在本章的末尾这样写道：“在我回到索瓦松时，我们将会目睹梯也尔先生所干下的一切。”读到此处，读者不难明白“在我回到索瓦松时”此句话，其实意在表明“我将结束那段讲述我旅行故事的偏离话题的叙述”引自亚历山大·大仲马的“丛书合集”《我的回忆录》第2卷，拉枫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在这段偏离主题的叙述末尾（147页）可以看出，该片断叙述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是从后往前追溯故事的，而且此处没有运用任何修辞法来叙述：“我们早已知道了，他们在我回来时已经到达这里了，此外我还知道他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我相信前面几章的叙述就到此结束。同时我还要补充道：‘这段叙述肯定要改变梯也尔先生的预先安排，他不再是写文章了，而是起身，去拉费特家就寝’，因为梯也尔先生是个奥尔良派分子……”。而巴尔扎克——或者不如说《幻灭》中的叙述者——也曾这样写道：“当尊贵的教士沿着昂古莱姆镇的斜坡往上攀登时，此处再作一番解释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第五卷，伽利玛出版社，七星诗社典藏版，1977年出版，第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