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期望通过建设南通，建设一个“新新世界”，继而能够推广全国。在张謇的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思想中，“村落主义”堪称新农村建设。他创建的垦牧公司极有意义，不仅是为了围海造田，为了水利之兴修与土地之改造，而且还是在为现代农村建设找出路。他认为“生人要素为衣食住，衣食住之原在农……”他理想的农村人居环境：“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而十年以前，地或并草不生，人亦鸡栖蜷息。”
也许正是这种务实精神，使他对执相的理想有所保留。辛亥革命后，他和孙中山第一次会面，在日记中，张謇写下了对孙的印象：“不知崖畔。”他以为孙中山没有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尽管他后来意识到革命的伟力，他尊崇孙中山的人格和革命功绩：“从历史看来，中国革命之第一人，要首推商汤。……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在当时，他担任了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民国实业总长，但他站在实力派袁世凯一边，他选择了有军力的袁世凯。他看不上袁，曾经在日记中评袁：“是儿反侧能作贼，奈何！”又对袁倾向革命心存幻想：“是儿反正，亦可利天下。”他的思想也从热衷君主立宪转而拥护共和，他跟时势走，移步随形，认识突变：“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但他仍对一切权势抱有同情，清帝逊位，由胡汉民推荐，张謇起草了《逊位诏书》。从宏观的角度，既明示清廷逊位的“大德”，又宣告世人应遵循历史潮流，步入共和行列。
这个跟实力站在一起的书生因此在乱世的清末民初做成了不少事。据说孙中山曾对张謇的儿子张孝若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张謇自称“老书生”，但在朝在野他都有支持者，他实际上是传统中国可通朝政的缙绅之士，只不过，传统中国没有出现他那样通天的士绅。在官产学分工细密的现代社会，也同样出现不了他那样在官商等中出入自如的士绅。正是有刘坤一、张之洞、端方、袁世凯、孙中山等朝野人士的支持，使他在那样乱纷纷的年代，建成了像南通那样绅重官轻、高度自治的“模范县”。他的挚友刘厚生说他：“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
这个历史人物，从很多方面看，应该是成功的。但当时，年轻一代的国士胡适为他盖棺定论：“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事而死。”张孝若对胡适的评价也深有同感：“你说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