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文化影响并支配中国上层知识精英之际，梁漱溟仍能够坚持自己的思考，并为中国社会提供有意义的知识产品。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极大的勇气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在东西文化观上，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各有所长。他不是打倒孔家店，或把中国经典悬搁起来，而是把孔子、孟子和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就是说，他没有把人类文化的经典选择性利用，而是把它们都作为自己思考的基础。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要么欠缺西方知识，要么排斥中国经典，要么对佛教文化想当然，甚至不少人以为只有科学或西方社会学科教授的，才称得上知识，其他不过是野狐禅、无用之物。
在国共激烈冲突之际，梁漱溟发表了《中国文化要义》。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他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缺乏阶级的分野，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也同时代流行的阶级斗争思潮和运动背道而驰。
他的思考和人格都是孤标独举。因此，当1953年的那次大会，他出于善意为中共建言，说现在的工人和农民是九天九地，过去农民和共产党是亲如一家人……引起了毛泽东的批判。
他没有丝毫气馁，他仍自尊自重。两年后的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他的儿子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两人逛北海公园，梁漱溟说起他即将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1973年年底，中共批林批孔。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最后迫不得已，梁做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