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对古文字研究缺乏了解的人，常常会对文字破译有各种误解。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又起新旧之争，虚构了许多新旧对立。像“宏观阐释”与“考据学”的对立就是其中之一。在他们看来，文字破译是老掉牙的“传统思维”，与“宏观阐释”毫不相干（楼上楼下，不在一个层次）。前者是靠大处着眼，假设先行，而它靠的却是精雕细刻，积沙成塔。
事情是不是这样呢？我想未必是这样，或者至少说不完全是这样。
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
朱德熙先生喜欢讲一句话，就是文字破译最像侦探破案。这个比喻很形象。
文字破译与侦探破案的相像之处，首先是它很重想象，有时能像福尔摩斯，凭蛛丝马迹，就把案情弄个水落石出。虽然现在有不少学者都在总结古文字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对文字的结构分析（偏旁分析），声旁啊，形旁啊，六书呀，三书呀，很重视，从中归纳出许多规律。但我们学这些东西，又用这些东西教人，常常免不了会有“纸上谈兵”的感觉。因为它很难解决的是“运用之妙”。
古文字学的“运用之妙”是什么？是想象。而想象总是包含了猜测的成分。以至有人老是把文字破译当作猜谜射覆、智力游戏，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凭想象力“跑马”的自由领域。
1955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安徽寿县发掘过一座蔡侯墓，在当时很轰动。这个蔡侯是谁？本来出土铭文是写明了的：他的名字叫。但这个名字很怪，谁也认不出来。没办法，大家只好猜。怎么猜呢？我们都知道，蔡国迁都寿县，只有五代就灭亡了。也就是说，大家只能在这五个蔡侯或略早的蔡侯中选择。而当时也真的就有六七种意见。实际上是把所有可能都占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303页。。这种情况在研究早期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很常见，说得好听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得不好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于想象力的充分运用，各种假说的并存也许是一种补偿。中国话叫“平分秋色”。说实话，干我们这一行，有人希望的就是这种情况。“无头公案，死无对证”，对真正的侦探当然是不幸，但对侦探小说的作者反而是好事。因为他正好可以借此编各种“推理小说”，调动读者的想象。在这方面，我们碰到的情况与宏观阐释并没有两样。大家一样是“大处着眼，假设先行”。但问题是你怎么证明你的想法呢？在有些人看来，证明并不是去发现事实，而只是为自己的假设铺设逻辑轨道，中国话叫“自圆其说”。他们觉得空白越多，自由度才越大。所以还专挑年代早、线索少的字来考。讲战国秦汉还小心一点，越往前胆子越大，甚至以为文字破译要比其他领域更多想象余地《金文编》王国维序强调“阙疑”，但郭沫若不以为然，讥为“懒汉思想”。其实这个词可做正反两面理解。从肯定的方面讲，它是一种必要的慎重。西方法律讲究“无罪推定”，即在正式判决前，先要假定被告无罪。中国古代治学讲究“阙疑”，也是害怕冤枉古人。考证古文字虽非“人命关天”，但也不能乱造“冤假错案”。。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我看情况正好相反。因为文字破译要回答的是简单事实，就像拿破仑死于哪一年，这个问题是不可以争论的。它的答案只有一个，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比起各种复杂的阐释系统，反而最少选择余地。虽然在线索不明的情况下，想象总是不可避免，但这和文字破译的答案是两回事。文字破译的答案也许我们不知道，就像“历史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但这正像你的童年经历，即使回首如梦，什么也记不清，但不能随意编造。破译文字胡猜乱蒙，最大克星是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中国有句老话，叫“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地下发现一出来，很多猜测都要扫地出门，这是件很不客气的事情。比如上面这桩公案，真相大白是在20多年以后。真相一出来，众说并存的局面就被打破，剩下的其实还是一个答案。
下面我就来讲讲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申”字。它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一）70年代，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编钟，铭文提到各国钟律。这些国名中恰恰就有这个字。当时裘锡圭先生参加整理，马上就想到以前碰到过这个字。虽然这个字的出现，在辞例上也是孤立的，但是它却把认识范围一下子缩小了许多。因为现在情况与以前已有很大不同，以前大家的猜测哪个是对的，现在必须符合新的条件，即它必须是东周时期常见的一个国名，而且这个国名又可排除在铭文所见的其他国名之外。在这种线索的启发下，裘先生猜测，它很可能是申国的申字。也就是说，上述各说，只有陈梦家先生的蔡昭侯（名“申”）说是对的。
（二）这个猜测是不是对，还要拿出结构分析的理由。过去在西周金文中有个字。这个字常见于册命金文。古代实行世官制，父死子继，在手续上要经过重新任命。遇到这种场合，铭文常常会说：从前先王曾命你的祖考如何如何，现在我又“乃命”如何如何。前人曾把这个字释为，以为是形旁，与糸相通；是声旁，与重同从东得声，辞义是继续的意思。但裘先生在提出上述猜测时，产生了另一个思路。他认为上述难字与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但并非从东得声，而是从田得声。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第一，古代的陈齐，汉代人叫田齐，陈与田古音相近；第二，陈字虽然从东，但并非从东得声，其古文写法是作，说明与申读音相近；第三，古人讲重复旧的命令恰恰是用“申”字（即“三令五申”之“申”）。这也就是说，“申”字的古体是从田声（《金文编》2204的“”字与2113的“”字是同一个字），严格讲是假“绅”字为之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笔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徐青松发言，《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说明》，《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
（三）过去，裘先生提出他的新解，很多人不相信。但古代的申国在河南南阳。80年代，南阳地区先后出土了申公彭宇瑚和南申伯太宰的铜器。铭文“申公”是楚灭申之后所设的县公，见于《左传》；“南申”则是周宣王所迁封，见于《诗·大雅·嵩高》。这些铜器铭文中的“申”字就是写成“”。它们证明，裘先生的说法是可以视为定论的。
这个例子在文字破译中很典型。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成功的破译。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破译，无论多么巧妙，总还要靠一定的线索。说得不好听，就是还要靠一点“老天保佑”。因为没有线索，你的想象也就无所附丽；没有线索，你的猜测也就无法证实。这种线索有时也许并不能直接逼近答案，但它可以缩小问题的范围，使你不至于面对无数可能，好像大海捞针一样。这样的价值也是很大的。
二、几点反“常识”的经验之谈
在实际破译过程中，经验常常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我想选几个实际的例子，对破译方法做一点描述。
（一）越是看着相像，可能反而越不是这个字。
辨识古文字，入手处总是形体线索。一般人认为，破译文字，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它与哪个字相像。但这个方法失败的可能也很大。过去中国唱戏的有个对联，上联是“是我非我，我是我，我又非我”，下联是“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这是讲演技的乱真。古人留下文字，虽然并未使出什么“障眼法”，故意要难为我们，但这里面疑似之间，扑朔迷离的情况确实很多。一个字和另一个字也许只有一点点不同，你可能会忽略它，或宁愿迁就自己的想象，不肯去承认它，但这一点点不同往往就是至关重要的。你越是看着它像这个字，它往往越不是这个字。正合得上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例如：
（１）（廴、引）〔毛公鼎〕（弘）〔史墙盘“宖”字所从〕于豪亮《说“引”字》，《考古》1977年第5期。李零《为〈说“引”字〉释疑》，《古文字论集》（一），《考古与文物丛刊》第2号。
（２）（豊）〔朱家集楚器〕（铸）〔朱家集楚器〕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第19辑。
（３）（愆）〔朱家集楚器〕（盥）〔蔡侯申缶〕李零《释“利津”和战国人名中的与字》，《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这三组例子，左边一字过去都被误释为右边一字，新版《金文编》甚至把（2）（3）的左右两字按误释同时收入。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这种形近误释之所以值得警惕，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古文字中凡与小篆比较变化不大的字，前人多已认出；二是古文字的讹变往往变化莫测，特别是战国文字，有些讹变简直莫名其妙。例如曲作，与匕难以分辨李零《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古文字研究》第８辑。；冶作，与侃极为相似。现在北京有些商店把“罐头”写成“缶头”，你要单把“缶”字挑出来，恐怕永远也不会想到它是读为“罐”。战国文字怪起来，有时就很接近这种程度。
对于防止形近误释，反证很重要。一个字的破译有时不仅要证明它是什么字，还要证明它不是什么字。像上面的右边一字就都是反证。
（二）线索不够，最忌“空白想象”。
对文字破译，想象很重要。但想象的掌握很难，常常会“溢出”事实的边缘。对有些事，你铆足了劲去干，就一定会有好处，但想象可不一定。我在前面讲过，文字破译的答案很窄，角度一偏，就会落空。而人脑有个规律，它在空白的地方一定要想象，而且一旦想开来，就很难停止，会弥漫扩散，“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你原来没这个想法还好，有了就很难去掉。它会引导你，让你越想越像，一条道走到黑，结果当然是南辕北辙。
例如我们都知道，文字破译经常使用缺文。古人语短，只要缺文有四、五个字，你就很难补出来。过去楚帛书用普通摄影机拍照片，有不少字看不清，各家进行补释，花了很多心血，但我们拿红外线照片一核对，却几乎都是错的。它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空白想象”命中率太低。
以前，李学勤先生常说，古文字难认，难起来就是你做梦也梦不见。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确实是经验之谈。现在搞古文字，有些人好做“绝膑之举”（北京话叫“撅着自己”），这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妨碍思维的正确导向。文字破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认识古文字，说实话，还是因为它有一条始终未断的线索。20世纪初，甲骨文一发现，很快人们就能把它认出，原因还是因为前面有宋人对金文的研究做基础，而宋人对金文的研究又是托福于汉代的小学和古文之学。线索一直可以通到先秦。
中国的古文字，纵有几千年，横有六七门，线索的搜寻范围很大。有些很早的字是靠很晚的字认出来。像商代甲骨文中的“引”字，西周金文中的“叕”字（），线索是在秦汉简帛文书中。现在的古文字学，从线索的角度讲，是个逆溯比较体系。前人识字，在没有大量的出土材料发现之前，主要是靠两条线索，一条是籀文—小篆—隶书系统的线索（来源于秦汉小学的识字课本），一条是六国古文系统的线索（来源于汉代古文经本的解读）。前者是西周文字的近亲（周秦地土相袭，文化相承），沿袭性较强，不像后者的变易度那么大。大家比较重视的主要是前一条线索，而比较忽略后一条线索。所以直到今天，大家仍有一个印象，就是西周文字比起战国文字反而好认。这里好认不好认，关键还在于线索。
（三）结构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
结构分析是破译文字的重要方法。老一代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是聪明绝顶。他喜欢讲，你们认字都是“手工操作”，效率不高，我是“机械化生产”，一认就是一大批。他说的“一认一大批”，当然与他博闻强记、左右逢源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说他有一个法宝，就是偏旁分析。偏旁分析，从来源讲，还是出自许慎“六书”。但现在的古文字学家见到的材料要远远超过许慎，对各时期的文字特点有不少新认识，又受到现代语言学的影响，所以有各种新的偏旁系联方法（如唐兰、岛邦男）和“三书”说（如唐兰、陈梦家）的提出。这一方法当然很重要，可是它也不是万能的。它往往要以一定的解读线索为前提，并且要由一定的解读线索来检验，特别是离不开文字材料的辞例和语境（context）。
现在在中国，研究一般文字学的和研究铭刻学的，中间分野越来越大。搞铭刻学的，识字都不是孤立的，要附属于解读，认字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去认。而搞一般文字学的不是这样，往往一上手就是各种文字编，甚至根本不管古文字，只在许学的范围里兜圈子。我记得唐先生有一次讲过，他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是被“章（太炎）、黄（侃）之学”革出教门。现在在中国，搞《说文》、《广韵》的人多集中在中文系，而搞甲骨、金文的则与考古、历史关系更深，的确是两个路子。但前者虽然推崇许慎，许慎《说文》的背景却是汉代的古文之学。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西汉小学本来是不讲古文的，学的都是秦系统的识字课本。东汉以来小学开始讲古文，这是来源于古文经本的解读。《说文》与当时研究古今字（今古文对比）的书有关，而“古今字”的研究正是从古文经本的解读总结出来的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九州学刊》第3卷第1期。。
在解读过程中，字体的比较和辞例的研究往往要先于结构分析。这点古代和今天是一样的。特别是辞例，对破译的导向影响尤大。古文字中有许多字，直到今天我们仍不知怎样分析它，或者说不明白它与后来的字体在结构上有什么联系，但它是个什么字仍然可以确定。这里关键就是辞例把它卡住了。例如西周金文中的（就）字，过去有人把它读为京，后来陕西长安县出土了史惠鼎，上面也有这个字，辞例与《诗·周颂·敬之》中的“日就月将”相同，才知道它是个“就”字陈颖《长安县出土的两件青铜器》，《文博》1985年第3期。李学勤《史惠鼎与史学渊源》，《文博》1985年第6期。。还有古文字中的贵字（馈字从之），它的写法是，过去一直不认识，后来我从鸟书带钩中发现“不择贵贱”这样的辞例，“贵”字正是这样写，才明白这是“贵”字李零《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但这两个字到底应当怎样分析，还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四）越是曲折的解释往往越不可信。
在老一代的古文字学家当中，于省吾先生也是一位识字能手。他有个讲法，说古文字的答案近在眼前，只不过中间隔着张纸，一捅就破。我在考释文字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体会，即古文字的答案一经说破，都相当简单，根本用不着什么复杂的解释。相反，如果你的解释越是曲曲折折，假设套着假设，那我们就有一个直觉，这恐怕是靠不住的。
现在搞破译文字搞弯弯绕，最常见的是滥用通假。通假对于破译文字当然很重要。比如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不经破读，就很难理解。但这一方法的“自由度”也是有限的。第一，它要受古音学规律的限制，古代通假，读音相近（韵纽均相近）是一层，比较宽；声旁相同（或同从某字得声）是另一层，比较窄。窄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第二，它还要受书写习惯的限制，有时并不是说读音相近就一定可以落实（音近只是一种可能），各时期的文字有各时期的特点，需要通过较多的实例去总结。有人不但不管第二层，就连第一层的规定也不遵守，仅凭想当然的“一声之转”曲成其说，这除了满足自己的想象，一点用也没有。
古文字的通假规律应该通过较多的实例去总结。过去，朱骏声按“右文说”分韵分声旁排列文字，探讨通假与词义的关系，主要是靠古书中的实例。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也是如此。这种工作当然很有益，但不足是没有吸收古文字中的大量实例。古文字不仅可以提供新材料，还可纠正我们对通假规律认识的许多不足。
三、文字破译的虚实：“漫无是非”与“铁板钉钉”
现在，置身于古文字学界，人们常常会被一种“漫无是非”的气氛所包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漫无是非”呢？我想有几个原因：
（一）在古文字的认识上，“今之所知”与“古之所存”差距太大，有些线索可能永远看不见，有些线索则藏头露尾，让你看不清。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在“已知”与“未知”之间划一道界线，但实际上却很难掌握。例如现在的很多文字编，正编中的字其实并不可识，而附录中的字反而早就被人认出。
（二）在古文字的研究上，研究者的意见过于分歧。“小萝卜头”不用说，即使是大家，意见也难得统一。比如孙海波先生编了《甲骨文编》，容庚先生编了《金文编》，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工具书，但让唐兰先生说起来，认对的还不到一半。唐先生水准高，看不上眼的东西自然很多。但他的意见是不是大家都能接受呢？也并不是，文字破译是冒险事业，犯错误的机会到处都是。在这个领域里没有“常胜将军”，即使大家也会犯错误，而且错起来照样是一塌糊涂（不可能说是什么“高明”的错误）。
（三）中国的古文字学界有手工业习气，几乎人人都搞“闭门造车”，信息不灵，缺乏及时的评价，前人做了什么，后人做了什么，别人做了什么，自己做了什么，很多“已识”和“未识”常常是一笔糊涂账。古文字学界的人都爱争“发明权”，但又没有“发明记录”，常常搞“重复制造”，不但今人与古人“撞车”，而且今人与今人也“撞车”。比如西周金文中“履田”（踏勘田界）的“履”字，过去见于大簋、散氏盘，吴式芬、章太炎已经认出，大家不注意。等到五祀卫鼎、九祀卫鼎出来，唐兰先生重新认出这个字，大家还以为是新发明吴式芬《捃古录金文》卷三之二；章太炎《论散氏盘铭二札》，《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文物》1978年第3期。。现在这个字出现已经很多，除上述各器，还有倗生簋和师永盂，也都有人写过文章。可是新版《金文编》却把散氏盘的“履”字收在“眉”字下，大簋、师永盂和倗生簋的“履”字列为不识字，根本没有“履”字这一条。
但是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我还是认为文字破译并非“漫无是非”。它里面不但有许多东西可以做一定程度的落实，而且还包括了一些铁板钉钉的东西。因为第一，文字破译是否成功，毕竟还有不少标准可以判断，如字体线索的依据、辞例线索的依据、结构线索的依据。只要这些条件都具备，像上面讲的“申”字，就可以叫“铁板钉钉”。第二，判断文字破译是否成功，最好的办法是“读”，即把破译结果回输到有关材料中，看是否读得通，经得起重复和反证。现在的古文字研究，要想达到像“读”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那样一个水平还很不容易，但其各个分支都有一定的“可读性”，这里面肯定已包含了许多“铁板钉钉”的东西，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加以认真总结罢了。
对文字破译的结果加以落实，现存的各种工具书还做得很不够。过去，容庚先生曾对宋代的金文研究做过总结，但对宋人识字的得失却未能详加论列。宋代以下，情况就更别提了。近代的古文字学（罗王之学），其实是个年轻学科，年头只有80年，传人只有四代。唐兰、容庚、郭沫若、董作宾、于省吾可以算是第一代，陈梦家、胡厚宣、张政烺可以算是第二代，李学勤、裘锡圭是第三代，下面的一批人是第四代。但就是这么一些人的研究，现在都是一笔糊涂账，学科内部没有一个自我估计。
所以，我很希望有人能写出一部古文字学的“发明史”出来。
四、不是结论的结论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中国的文字破译有一个大致的印象。我想，这个印象在许多方面都与一般的宏观阐释息息相通，如逆溯比较、假设先行，还有证伪方式，等等。如果说它们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我看倒是在这样一点，即它比一般宏观阐释往往需要更多的想象，但也受到更多的限制。
文字破译是“小道”，宏观阐释是“大道”。“小道”固应兼容于“大道”，但“大道”是不是也可以从“小道”受到一点启发呢？
1989年11月2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
原载《学人》第4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453—464页。
补记：现在看来，我对“猜测”和“犯错误”在破译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有点估计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