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梦想的书屋，四面敞亮，一直在心中。真实的办公室呢，则是学校所赐，暂时借给我，地点在北大老化学楼的三层，挨着女厕所，很小。我刻了块匾，不好意思挂起来。
我说，北大有个临湖轩，我有个临厕轩。
“待兔轩”是我的斋号，命室之由见我的小书：《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的第一种，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在那本书的自序中，我讲了个故事，这里不再废话。
我是个为兴趣而读书而写作的人，书是副产品。我从没想过读多少书才算合适，也从没想过写多少书才算合适。读书写书，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玩哪儿算哪儿，不是为了学校，不是为了教育部，更不是为了他们的钱。
三十余年，弹指一挥间，我居然写了不少东西。本来就是加速度，缓慢上升，2000年后，突然提速，和生理水平相反（我的记忆正加速流失），回头一看，吓一跳。
以前写得少，名气小，出版难，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为了单位和学术界，为了领导和老同志，为了“媳妇熬成婆”，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后来，等我终于“熬成婆”，我觉得非常失落。为了会议，为了评审，为了各种固辞再三不得已的“红白喜事”，我还是一样身不由己。我问自己，难道你就这样下去吗?
早晨，到清华散步，站在王国维的纪念碑前，我常常想，陈寅恪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自由”不是白来的（The freedom is not free）。
我请人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劳”。“零”的意思就是“白劳”。
“白劳”就是代价。
“白劳”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学界并不例外。
当年，我在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年龄最轻，地位最低，当过小媳妇儿。我想告诉那些比我年轻的学者，当年的我，“白劳”是命中注定。
1976年底至1978年，考古所编《新出金文分域简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基础工作就两人，90%的卡片是我做的，10%的卡片是老刘（刘新光）做的，1978年底出版的那个油印本，我俩的名字还排在前面，但书印出来，却排在后面，排在“0%”后面。
1978—1981年，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4年），我参加过最初的资料准备，书要一本一本对，拓片要一张一张找，除了室内整理，还要到各大博物馆拓铜器，我为此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名没有，书没有，什么都没有。老刘说，你为这书付出那么多，别人装糊涂，我知道，留个纪念吧。她把她的《集成》送给了我。
1981年，我在西高泉挖秦墓，70多座墓，就三人，老卢（卢连成）、陈平和我。1982年，我在沣西挖西周遗址，也是跟他们在一起（还有郑文兰）。最后，我和陈平调走，老卢也离开了考古所。我的一切辛苦和劳累也“雨打风吹去”。
俞伟超先生知道我的经历。他说，你的时间并没白费，所得还是胜于所失。
真是这样吗?破涕为笑吧。
我调过两回工作，早就没有归属感，经历使然，教训深刻。我已看穿看透，与其“从一而终”，不如“移情别恋”。我才不死心塌地跟谁干，特别是有如“修长城”的浩大工程和集体项目。
摧眉折腰，我不开心；呼奴使婢，也不乐意。最好的选择，还是自己领导自己。我是单枪匹马惯了，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四面出击，其实只有一条枪。
杂文不谈了。学术，涉及三个界：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三古”是基础学科，我重视，我喜欢，但对我来说，这是训练，不是目的，我更关心的是问题。三代无学科，问题并不属于哪个“古”。更何况，我是现代人，我的立足点还是现代。
三十多年来，跟着问题跑，一个问题牵出另一个问题，我还涉及过很多行当，至少有五六种。研究《孙子》，涉及军事史;研究方术，涉及科技史和宗教史;研究简帛古书，涉及思想史;四出访古，涉及历史地理;研究文物，涉及考古和艺术史。虽然，这些行当，没有一行是我的“本职工作”，但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还承认我。
人文学术，所有文科系，我都插过一脚。我甚至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艺术系教过书。
孙悟空语录：“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我把这两句抄下来，挂在墙上。
他是中国的自由神。
书不在多。
一个诗人写一辈子诗，最后能有一首诗被人记住就不错了。
书也是这样。
但这需要以勤补拙，需要投入较多的精力。谁都只有一条命，我不比别人聪明。书都是逐渐写薄的，为了薄，先要厚，厚积才能薄发。
我是个按计划写作的人，单篇文章是为了编书，编书是想讲出点儿道理。其实，我做的一切，都只是铺垫，不管是为自己铺路，还是为他人铺路。
研究学术，我是从文献整理入手。最初，我是拿《孙子》练手。这方面的文章已收入《掖孙子业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后来，我迷过一段古文字，深陷于拓片而不能自拔，没有一帮老同志帮忙拔，我还拔不出来。根儿都拔掉了，剩下的只是训练。
再后来，跑国外，我是靠方术屠宰时光。最初是写散稿，然后才汇编成书。《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是这么写成的。翻译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也是配合这一研究。
研究简帛，我也有个准备过程。比如写楚帛书，写郭店简，写上海简，我花费了不少时间。特别是上海简，很多精力都白费了，我很后悔。所幸，我还写了一本《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这书是为了讲课。
我在学校讲经典，也是先讲后写。比如《丧家狗——我读掖论语业》、《兵以诈立——我读掖孙子业》，还有四本一套的《我们的经典》（已经印出三本），就是从课堂而来。
历史地理，我也写过一些文章，还没编。
访古，有不少日记和照片，也要整理。
考古和艺术史，我一直在写。老文章多已收入《入山与出塞》，新文章还没编;我还写过一本《铄古铸今》。
这些都是铺垫，为了我心中的学术。
本集所收，是我的学术论文，不是全部，只是上述集子（已编或待编）以外的散稿，侧重点是文史方面。我讲历史的文章，差不多都收进去了；文字方面也选了不少（不是全部）。
十年前，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过我的论文集：《李零自选集》，就是此书的基础。现在有所删削，有所增补，有所订正，分为两册，一册读史卷，一册说文卷。
这两册书，只是过河的石头。
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就是圣贤，也不能不出错。过去，我说过一句大实话：“天地之间最没有常识的一件事就是认为别人没有常识。”（《花间一壶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216页）
我也曾经年轻。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老想不明白，好些年纪一大把、头衔一大堆的人怎么也会犯错误，而且是最低级的错误。他不明白的道理，其实最简单，再大的学者也是人，是人都会犯错误。
人为什么会犯错误?这门学问可大了去。研究错误是一门大学问，报上说，国外有这门学问，国内则未之闻也。
错误，意必固我，是人都会犯。累，会犯;忙，会犯;年轻，有精力没经验，会犯；年老，有经验没精力，也会犯。怎么都会犯。光是生理、心理、气质、性格上的原因就有一大堆。记忆力差，思维跳跃，推理过度，联想失控，也是陷阱。
错误是人类认识的一部分，而且肯定是绝大部分。黄金不可能比沙子多。
我知道，我的书，错误一定很多。我不是精密仪器。
不犯错误不是人。机器才不犯错误（要犯也是跟着它的主人犯）。
错误分两种，一种是大错误，在总体认识上犯错误；一种是小错误，在字词、标点、引文等各种细节上犯错误。前者是探索性的错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不一定能以对错论功过，如果它是为大问题当“靶子”，能以自己的失误，启发别人，引起争论，引起思考，很可能是成功之母、正确他爹。后者，一般叫“硬伤”，错就是错，不容商量。这样低级的错误，当然应尽量避免，却最不容易避免。
这次编书，我只对后者做一点订正，不做大修改。认识上的纠正，写在补记中，也只限非说不可、不说就可能误导读者的地方。我对别人的错误没兴趣，自己的错误也不想十步九回头，不断找补。无论大错误还是小错误，都只是当作一种认识过程来反省和检讨。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就让它付诸东流吧。
不过，有件事，我倒有点后悔，即过去发表的论文，脚注不周密、不统一，对读者查核原文不方便。这部分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过程，部分是因为我国的学术界原本就没规矩。刊物，吝惜版面，往往求简，有人甚至认为，脚注太繁是为了骗稿费。关于这方面的认识，我在《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的后记中有详细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
这是我的回顾与检讨，是为序。
2009年12月23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