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堂课

据说记忆是存在人的大脑上那些无数高低起伏的皱褶里的,记忆越多皱褶就越细密,那我的脑子一定是满脸褶子的,有一副未老先衰的表情,那里实在是藏了太多的东西。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这辛勤肯干的小脑子便开始上岗工作了,我甚至可以依稀回忆起母亲为我哺乳,这话并不夸张,只是更多的都是画面,没有逻辑。而其中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很多至今难忘的场景,成年之后我曾一一问过长辈,甚至翻了很多书,为了对照时间,真正了解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例如,我曾经记得一个画面,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在一条狭窄的小马路的人行道上,父亲指着墙上的一些很大很大的字,和我说了很多话。后来我问父亲,记不记得那些特别特别大的字,没想到他记得特别清楚,于是把所有细节描述给我听。我那时比一个兔子大不了多少,父亲最喜欢让我骑在他脖子上,把我两个小鞋子的鞋带在他胸前绑牢,这样就多些牢靠,他可以一只手扶我,一只手还能挎个包。我是他年纪不小才得的孩子,他得意极了,按照我们家河北农村的风俗,把我的头发在额前剃成一个尖儿朝下的桃子,把我搞成年画里童子一般的模样,故意带了我去街上四处招摇。那天我骑在他脖子上一路走到了绍兴路,这是条很小的马路,上海昆剧院在那儿,还有很多出版社和别的文化团体,所谓那时上海的文化一条街。绍兴路是个典型上海老街区,马路两侧都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老洋房建筑,隔三四米一个砖垛子,垛子和垛子之间就是红砖砌的墙。

父亲说,那时节这些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算是上海文艺系统的一条前沿阵地,专门揭发和批判各文化单位的“牛鬼蛇神”,在惨白色的纸上,用墨笔张牙舞爪地写着被批判者的“滔天罪行”,一层又一层,反反复复地贴。各种被揪出来的“反革命”的名字不停刷新着这革命的阵地,只是这些名字上都用红色的笔画了大叉,原本普通的字,因为成了坏人的名字,立即充满了血淋淋的罪恶感,那些我记忆里看到的很大很大的字就是所谓“大字报”。讲到此处我爹顿时有些激动:“那天你看到的是批判我的大字报,因为字写得特别大,我听说了特地带你去看,每一堵墙上都用四整张白报纸拼成一张大纸,每堵墙上只写一个字,一排字沿着街边围墙,一路扯了好远。”

“每个字都有28英寸自行车车轮大小,”爸爸用手比划着,我看他那手势似乎要大很多呢,“那天那一排字特别长,把我所有的头衔都加上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资修的混血儿,马科!”

我掰着手指数了一下:“好家伙,不带标点符号都有二十个字呢!”“可不是,好长好长的,有半条街了,”爸爸讲到此处竟有点得意,“这些大字写得是排山倒海的,还有很多具体罪行的小字呢,可废了不少墨汁。”

我真有点不理解:“半条街都是骂你的话,怎么一点都不难过,没心没肺的,还要带我去看?”

爹笑了:“怎么会不难过?‘文革’初期,刚把我揪出来,心里真觉得自己犯了大罪的,每天写检讨书,各种被关押,被批斗揪打,人格上受到各种侮辱,身体上也是伤痕累累的,经常半夜里写交代材料,写着写着就崩溃了,觉得不想再挨到明天天亮了。当时身边好多的老朋友,都是这样一个念头没转过来,就自杀了。我脾气硬,每次都是拼命忍住了,一天一天就这样挨过来了。后来,我得了严重的乙肝,被从牛棚里放了出来,身体和精神都快彻底垮了,你妈怕我挺不过去,偷偷去医院取了避孕环,这才有了你,她就是为了给我留一丝生活的指望,那时你姐姐都那么大了,我们早就绝了再要个孩子的念头,你的出现,是你妈妈的计谋。”

那年我大学刚毕业,因为问那段关于“大字”的回忆,才在父亲的叙述里,第一次知道自己出生的原因,爸爸讲得轻描淡写,我却觉得热血上头,眼睛红,鼻子酸,想哭。

“那时候你咋知道‘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这暗无天日的连绵不尽的日子,是什么支撑着你,不只是我吧?”

“你当然是最重要的了,有了你,家里每天都其乐融融的。当然,还有个念头支撑着我,就是我越来越觉得这事儿不对了,一开始还觉得自己真错了,往后这些年渐渐反应过来了,几乎所有我认为是好人的人都成为坏人了,这事渐渐越来越像是颠倒黑白的闹剧。我就想要拼命撑着,好好活下去,一定要比这帮害人的孙子活得还要长,亲眼看看他们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嗯,我爹说到做到了,今年八十四岁还硬朗得很。

我丝毫不怀疑我爹的斗志,他是个真汉子,我一直就佩服他有天大的脾气,谁也不服。只是最后还是很好奇,那天他到底在和我说什么。

我爹嬉皮笑脸:“我在教你认字,顺着墙走,走一步教你一个字:‘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科,好好记住你爹的名字,么阿马,可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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