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记忆是存在人的大脑上那些无数高低起伏的皱褶里的，记忆越多皱褶就越细密，那我的脑子一定是满脸褶子的，有一副未老先衰的表情，那里实在是藏了太多的东西。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这辛勤肯干的小脑子便开始上岗工作了，我甚至可以依稀回忆起母亲为我哺乳，这话并不夸张，只是更多的都是画面，没有逻辑。而其中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很多至今难忘的场景，成年之后我曾一一问过长辈，甚至翻了很多书，为了对照时间，真正了解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例如，我曾经记得一个画面，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在一条狭窄的小马路的人行道上，父亲指着墙上的一些很大很大的字，和我说了很多话。后来我问父亲，记不记得那些特别特别大的字，没想到他记得特别清楚，于是把所有细节描述给我听。我那时比一个兔子大不了多少，父亲最喜欢让我骑在他脖子上，把我两个小鞋子的鞋带在他胸前绑牢，这样就多些牢靠，他可以一只手扶我，一只手还能挎个包。我是他年纪不小才得的孩子，他得意极了，按照我们家河北农村的风俗，把我的头发在额前剃成一个尖儿朝下的桃子，把我搞成年画里童子一般的模样，故意带了我去街上四处招摇。那天我骑在他脖子上一路走到了绍兴路，这是条很小的马路，上海昆剧院在那儿，还有很多出版社和别的文化团体，所谓那时上海的文化一条街。绍兴路是个典型上海老街区，马路两侧都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老洋房建筑，隔三四米一个砖垛子，垛子和垛子之间就是红砖砌的墙。
父亲说，那时节这些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算是上海文艺系统的一条前沿阵地，专门揭发和批判各文化单位的“牛鬼蛇神”，在惨白色的纸上，用墨笔张牙舞爪地写着被批判者的“滔天罪行”，一层又一层，反反复复地贴。各种被揪出来的“反革命”的名字不停刷新着这革命的阵地，只是这些名字上都用红色的笔画了大叉，原本普通的字，因为成了坏人的名字，立即充满了血淋淋的罪恶感，那些我记忆里看到的很大很大的字就是所谓“大字报”。讲到此处我爹顿时有些激动：“那天你看到的是批判我的大字报，因为字写得特别大，我听说了特地带你去看，每一堵墙上都用四整张白报纸拼成一张大纸，每堵墙上只写一个字，一排字沿着街边围墙，一路扯了好远。”
“每个字都有28英寸自行车车轮大小，”爸爸用手比划着，我看他那手势似乎要大很多呢，“那天那一排字特别长，把我所有的头衔都加上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资修的混血儿，马科！”
我掰着手指数了一下：“好家伙，不带标点符号都有二十个字呢！”“可不是，好长好长的，有半条街了，”爸爸讲到此处竟有点得意，“这些大字写得是排山倒海的，还有很多具体罪行的小字呢，可废了不少墨汁。”
我真有点不理解：“半条街都是骂你的话，怎么一点都不难过，没心没肺的，还要带我去看？”
爹笑了：“怎么会不难过？‘文革’初期，刚把我揪出来，心里真觉得自己犯了大罪的，每天写检讨书，各种被关押，被批斗揪打，人格上受到各种侮辱，身体上也是伤痕累累的，经常半夜里写交代材料，写着写着就崩溃了，觉得不想再挨到明天天亮了。当时身边好多的老朋友，都是这样一个念头没转过来，就自杀了。我脾气硬，每次都是拼命忍住了，一天一天就这样挨过来了。后来，我得了严重的乙肝，被从牛棚里放了出来，身体和精神都快彻底垮了，你妈怕我挺不过去，偷偷去医院取了避孕环，这才有了你，她就是为了给我留一丝生活的指望，那时你姐姐都那么大了，我们早就绝了再要个孩子的念头，你的出现，是你妈妈的计谋。”
那年我大学刚毕业，因为问那段关于“大字”的回忆，才在父亲的叙述里，第一次知道自己出生的原因，爸爸讲得轻描淡写，我却觉得热血上头，眼睛红，鼻子酸，想哭。
“那时候你咋知道‘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这暗无天日的连绵不尽的日子，是什么支撑着你，不只是我吧？”
“你当然是最重要的了，有了你，家里每天都其乐融融的。当然，还有个念头支撑着我，就是我越来越觉得这事儿不对了，一开始还觉得自己真错了，往后这些年渐渐反应过来了，几乎所有我认为是好人的人都成为坏人了，这事渐渐越来越像是颠倒黑白的闹剧。我就想要拼命撑着，好好活下去，一定要比这帮害人的孙子活得还要长，亲眼看看他们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嗯，我爹说到做到了，今年八十四岁还硬朗得很。
我丝毫不怀疑我爹的斗志，他是个真汉子，我一直就佩服他有天大的脾气，谁也不服。只是最后还是很好奇，那天他到底在和我说什么。
我爹嬉皮笑脸：“我在教你认字，顺着墙走，走一步教你一个字：‘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科，好好记住你爹的名字，么阿马，可额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