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F·肯尼迪上任两年后承认：“没有人能为出任总统做好充分准备。”因为没有任何建议、任何手册可以拿来参考，而且每一位总统当选后都决心翻开新的一页。肯尼迪迫不及待摆脱艾克的军事管理风格，用一种更灵活和积极的方式取而代之。正如肯尼迪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所说：“他们都那么做，就好像历史应从他们重新开始一样。”。福特采取了激进的方式，他明确表明尼克松的黑暗时期已经结束，用他妻子的话说，就好比是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一样。克林顿想要证明自己不是第2位吉米·卡特；乔治·W·布什则不想成为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也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在总统俱乐部起作用前，他们所有人都得学会他们必须学会的东西。但是最终，他们都发现自己需要帮助。老布什认为:“当你第一次收到每日情报简报时，那种联系就开始了。当我们决定竞选总统时，我们都了解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但是在你收到第一份简报之前，你不可能充分理解总统的责任。”
据一位曾服务过3位总统的高级顾问回忆，当这些既有才又自信的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他们就会立即获得启示。他说：“当你上任后，你会发现一切都和你预期的、曾经信仰的或有人告诉你的不一样，事情要更复杂得多。你的第一反应是：我被人坑了。第二反应是：我得换种方式思考。第三反应是：或许他们是对的。不久他们就会问，这一切我要说给谁听呢？”
艾森豪威尔曾说，总统面对的问题是“折磨灵魂的……当战士独自出现在战争的硝烟、呐喊和恐惧中时，赤裸裸的战场有时就好比总统的孤独处境。一个人必须认真地、慎重地、虔诚地思考每一个论点、每一条建议、每一种预测、每一个可替代的方法、每一个可能由他的行为导致的后果，然后——完全孤独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完全孤独——因为当一位新总统需要盟友时，他的信任圈子就会缩小。没有人会像他家人那样对待他，没有人会像他的前任总统们那样了解事情是怎么样的。杜鲁门成为总统时，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曾警告他：“为了见你一面，溜须拍马的人可能会愿意在雨中待上一个星期，会像对待国王一样对待你。他们会走到你身边，对你说你是世上最伟大的人，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你不是。”
总统所说的每句话，即使是对他的内部圈子所说的话，都会被分析、解读、执行；即使是问题，都会被当作决定。因此他得自我训练：不做空头评论，不自言自语，变得越来越谨慎；他担心人们只汇报他们认为他想听的。用肯尼迪的话说，“总统这个职位，不是个结交新朋友的好职位。”他和他的兄弟鲍比时常会想，也许他们在将来可能会写一本书，书名就叫《总统职位的毒药》。
但是，他们不能讨论这个毒药；你怎能抱怨你费尽千辛万苦获得的负担呢？托马斯·杰斐逊就把当总统比作一种“华丽的痛苦”。他们面对的只是艰难抉择和高风险：总统办公桌上绝不会有容易的决定。当人们嘲笑艾森豪威尔花了太多时间打高尔夫时，那时还没成为艾森豪威尔朋友的杜鲁门曾为他辩护道：“我确信，即便在高尔夫球场上，总统所面临的问题也伴随着他……伴随到他可能去的任何地方。”但是，自从他们都开始打高尔夫，他们团结在更衣室里时，他们就显得“非常勇敢”了，他们并没有一直当旁观者。
如果有俱乐部宣言的话，宣言就像是泰迪·罗斯福的指责，抨击那些纸上谈兵的将军和自以为是的权威。他说：“重要的不是批评家，不是那些指出强者犯了什么错误的人。荣誉只属于那些竞技场内的人，他们的脸上满是汗水、尘土和鲜血；他们英勇地战斗；他们一次次犯错和失败……但如果他们取胜的话，他们知道自己的成就会有多伟大；如果他们失败了，至少他们勇敢地进行了尝试。”
那也解释了总统俱乐部的一般规则。他们拒绝批评他们的继任者，因为总统是根据情报来行动，根据情报来承担责任，而外人并不完全了解情况。1962年初，肯尼迪对历史学家戴维· 赫伯特·唐纳德说：“对于还没坐到椅子上研究桌上的邮件和信息并做决定的总统而言，没有人有权利给他们打分，即便是对可怜的詹姆斯·布坎南总统也一样。” 在参加完肯尼迪的葬礼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一起喝了咖啡。关于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总统们为何做出那些决定，他们认为：
“因为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做过什么。”杜鲁门说。
“不错。”艾森豪威尔回答。
于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他们开始了交流。在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那个早上，肯尼迪曾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封锁古巴曾为核战争提供了合理理由。那种感觉是怎样的，世上只有另一个活着的人知道。艾森豪威尔对他说：“不管您觉得您不得不做什么，我肯定……尽我全力支持您。”两年后，约翰逊上任时，他邀请艾森豪威尔去白宫，但又不能让外界知道，于是他让艾森豪威尔说谎，从而掩饰他去华盛顿的真正目的，这样他就能到白宫，并给予约翰逊一些非常需要的指导，甚至是一起过过周末。而克林顿则会给尼克松打电话，让对方了解他的每日安排，包括他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锻炼、工作多长时间等等，通过这样做来验证这对总统来说是否正常。尼克松去世后，克林顿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就在今天，我碰到一个问题，我对我的下属说，‘我真希望我能拿起电话打给理查德·尼克松，问问他有什么想法。’”
当他们不能交谈时，他们互相研究彼此。每一位总统在当选时，他们都会许诺为美国带来新的未来、新政和新境界。但是，他们也继承了前任的成功和失败。卡特说：“福特总统在任时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影响着我的每一天。甚至，30年前，哈里·杜鲁门总统做的决定也在影响着我的每一天。”尼克松甚至对他的诸多前任总统的各种细枝末节了如指掌：谁服用安眠药、谁有痔疮。奥巴马问里根的团队，他如何才能集中精力应付重点问题，而不受琐事牵绊——以及当他沮丧时如何不让公众看出来。这些人曾经在同样的办公桌上工作过、同样的床上睡过、同一面镜子前剃过胡须、同样的后院抚养过孩子。当他们回访白宫时，他们会看看新主人做了什么新装修。但是他们都知道，事实上，这个人并没有改变总统职位，只是用了另一种方式生活。
2004年，乔治·W·布什在成功连任几周后，他坐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的圣诞树旁，一脸镇定神情。这位总统刚刚赢得了连任，尽管选战很不受欢迎，经济堪忧，公众对很多事情尤其是对他的态度充满矛盾。他被问起，在他做了几年总统后，他对他的前任总统的评价是更高还是更低了。
“你是说我的那些前任总统吗？真有趣。”然后，他毫不犹豫地说：“对他们所有人的评价更高了。”
为什么？因为“我更理解他们曾经的经历了”。
他对克林顿的评价也更高了。他和克林顿一起构成了下一个俱乐部同盟。杜鲁门就曾说过：“没有什么谈话能比曾经政敌间的谈话更亲密了。”一位曾经为克林顿和布什都工作过的官员说，正是战争和丑闻带来的创伤让这对天敌成为了朋友。这两个人“都经历过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而且他们都因此受到了创伤，因此他们都要问自己，如何才能在生命中找到平静。我已经经历过痛苦；或许和一位曾有过相似经历的人的友谊能带我到另一个境界去；它让我超脱往事，去到新的地方。这只是寻求平静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不能在一般人中找到这份平静，因为很少有人和我有过相似经历。”
或者正如吉米·卡特所说：“我们总是有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