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俱乐部也有自己的行动职能，它的作用依赖于总统的需求和前任总统的技巧。1946年，杜鲁门派胡佛在57天内到22个国家预防战后人道主义危机。当里根到苏联访问时，他和尼克松一起评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意图。第41任总统布什邀请福特和卡特监察1989年巴拿马大选。奥巴马派克林顿去朝鲜解救两位被逮捕的美国记者。
这些任务的风险可能很高。老布什总统的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评论前任总统们时说：“他们拥有某种权力，因为他们的身份与众不同。但是，要利用他们，这很危险，因为，他们可能自以为他们知道的要比我们多，这一点既合情又合理。”经证明，总统俱乐部的一些成员既很有作用，又很令人气愤。比如，1994年，卡特受克林顿之托去朝鲜执行任务，他的任务很明确：送信，并带回关于金正日核计划的情报。然而，他却以中间人的身份达成了一项协议，阻止了危机。他甚至在CNN电视台上公开了这个危机。白宫官员聚集在白宫西翼的电视前，不想再控制他们的愤怒；一位内阁成员甚至直言不讳，称卡特为“叛徒”。
卡特想重温权力梦，认为自己身份不一般，能够提供帮助，这并不足为奇。很多人离任后的议程要比他们在任时的议程要复杂得多，这可以从他们所写的书中看出来，从他们领导的基金会中看出来，也能从他们所提供的建议之中看出来。就是在这样的严酷考验中，总统俱乐部完成了它最出色以及最糟糕的工作。在位的总统给他们光环、信件和飞机；他们既为国家服务，又为自己服务。尼克松在下台多年后曾这样说：“那些曾经拥有能力和权力来影响事件进程的总统中，没有哪位会满足于不参与其中。”
因此，不管在位总统是否邀请他们，他们都会让自己置身其中。1976年，尼克松向福特许诺他将在他眼前消失，但他却在那年的新罕布什尔州总统初选中期访问了中国。卡特和福特向乔治·布什提交了提高税收的提案，而就在几周前赢得大选时，布什还承诺不提高税收。卡特秘密游说联合国安理会反对海湾战争，布什对此也并不欣赏。有时候，前任总统最好销声匿迹。
这是总统俱乐部永恒的张力：修复坏名声是它的一项关键任务。如果前总统，如尼克松和卡特，以牺牲在任总统利益的代价修复自身名誉时，冲突就发生了。但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更多时候是齐心协力的，而不是互相冲撞。他们会在总统图书馆成立的致辞中为彼此唱赞歌。他们在悼念中也极尽颂扬之辞。他们团结在一起，粉饰他们记录上的污点。
在比尔·克林顿时期，“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和最突出的经济繁荣。”他因为和“白宫女实习生的轻率之举”而陷入麻烦之中，但“他能因自己的行为向全国人民道歉，并且凭借自己总统任期上的表现继续享有史无前例的支持率”。乔治·W·布什“为每位纳税人减税……建立现代化的医疗保险制度……增强美国的军队……建立同盟推翻威胁美国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暴力政权；将5000万人从暴政中解救出来”。
你可以把修复名誉看成纯粹的自私自利行为，因为他们都在力争赢得历史的垂青。他们或许还会捍卫彼此，但不是出于同情或爱，而是因为总统俱乐部的作用就是保护总统职位本身。这个作用让他们的建议更敏锐，大部分时候确保让他们保持沉默，因为在未来某天，他们可能也需要得到宽恕。这就像是影子特工，为一个职位的权力保驾护航，这个职位的成员都一致认为，今天的美国比以往更需要这样做。有时候，继承光荣遗产能支撑机构的运行，于是像杜鲁门这样的在位时饱受诟病的总统，在往事回顾中却能得到无比尊敬，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总统俱乐部成员不想让总统看起来很糟糕，不管谁当总统都是如此。
但是，总统俱乐部最秘密的协作并不在于干预谁有资格成为总统，而是在于捍卫总统职位本身。1960年，史上结果最接近的一次总统大选后，胡佛和艾森豪威尔都悄悄告诉尼克松不要对结果有争议，尽管当时谣言四起，称芝加哥周围地区的投票机器从43位选民那里登记了121张选票。这不是因为他们想看到肯尼迪入主白宫，而是为了保护总统职位免受合法性危机的伤害。胡佛对尼克松说：“我想，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面临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需要国家看起来很团结，这非常关键。”当肯尼迪和约翰逊因外交决策而受到攻击时，艾森豪威尔瞪着他的共和党人说，在危机时刻，“善良的美国人民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支持他们的总统。”福特原谅了尼克松，因为他归还了总统职位并让国家继续前进；虽然他在后来一次大选中失败，但是他永远捍卫他的选择。27年后，肯尼迪家族授予福特“勇气奖”，对这位曾原谅过他前任的总统，肯尼迪总统的家人也象征性地原谅了他。2008年总统大选后，乔治·W·布什对巴拉克·奥巴马说：“我们希望您成功。我们所有曾在这间办公室任职的人都明白，总统一职超越个人利益。”
当政治文化分裂的时候，总统个人服务于全体人民。你会看到，在激烈选战后，多位总统会一起坐到白宫总统办公室聊天，或者一起上路为飓风赈灾，看到他们站在彼此身旁，旧敌和解休战，而政治也在此刻停止，公共利益超越了个人骄傲或抱负。当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开始为赈灾合作筹款时，他们知道他们的交情完全超越了时代，所以他们才乐此不疲。克林顿说：“美国人喜欢政治，他们喜欢我们发表不同观点，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必须通过坦率的辩论来找到好的答案。但是，他们也会认为，辩论本身也有局限性。”他说，太长时间以来，政客们不仅仅不同意对手的观点，他们还鄙视和妖魔化对手的观点，整个国家也因此而遭受损失。“这对我们解决问题和做事造成了阻碍。因此，我认为，当人民看到乔治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才是我们国家应有的运作方式。’”
那么，在21世纪初期，总统俱乐部到底有多重要呢？在每一个时代，三大要素决定它的表现：在任总统的需要和选择、前任总统的需要和能力，以及一种对他们的合作或欢迎或谴责的氛围。并不奇怪的是，总统俱乐部的创立者们都承认这三大要素。胡佛和杜鲁门证明了他们能做到多好，而方式就是建立一种出奇高效的同盟。1945年，这个国家和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都四分五裂：对于这两个坚决承诺挽救这种局面的人，不管是国会和政党，还是公众，他们都不会反对。
这种情况，在其发展阶段，也是不寻常的。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总统俱乐部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影响力；那时，总统基本上感觉不到对它有需要。后来的总统可能会感觉到了那种需要，但缺少资源；尼克松不能给杰拉尔德·福特多少帮助，除了尽可能保持沉默。但是，长时间以来，总统俱乐部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势力，能够通过其成员的最好和最差的特点来改变历史的进程。
回到最初，当总统俱乐部成立时，尽管它后来展现出了自己的能量，但创立总统俱乐部的那个主意显得如此稀奇古怪，即便对那两位创立了它的总统而言，他们都不曾想到它会起怎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