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创新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寻找中国的乔布斯，似乎也是普遍的社会呼唤。为什么经历了三十多年强劲的经济增长后，中国依旧创新乏力？
著有《在乐园中的布尔乔亚式波西米亚人》一书的戴维·布鲁克斯，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浪漫的优势》，从美国反文化运动的角度提出了若干看法。他不懂中文，也不是中国专家，所谈当然是一面之词。但是，他对美国的反文化运动如何贡献于创新型经济的解读，还是相当有洞见的，影响也非常大，这也使他的一面之词多少具有些参考价值。
他首先引述最近的一项调查，称94%的美国人不能说出任何一个中国产品的牌子。你很难想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名牌居然很少为外人所知。而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强大的品牌制造能力。
美国为什么会有这种优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化上的反叛性。我们上文已经细述，战后美国对于年轻人反文化、反社会的行为和运动，从宽容到鼓励，渐渐建立了一套制度化的渠道加以引导、消化。成功的品牌，往往是文化反叛的结果。微软、苹果、Facebook等，都是反叛文化潮流中的一部分。没有这些，美国的经济肯定面目全非。佛罗里达大学的教授在进行创新社会研究中发现了另一个趣事：美国城市的创意排名，和同性恋占人口比例的排名几乎重合。即同性恋比例越高的地方，创意越强，经济越发达。他解释说，这并非因为同性恋本身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创意。同性恋在人口中的比例，只不过是一个城市容忍异端或接纳多元性的指数。要知道，同性恋权利的运动，也是六十年代反叛的一部分。一个城市对各种异端邪说越包容，同性恋的生存环境就越好，于是同性恋愿意到那里居住。而这种能包容的城市，如纽约、波士顿，也得益于丰富的思想与文化环境，变得特别有创造性。
渗透于中国社会和教育中的主流精神，则是对权威的服从、思想的统一，很难容忍激进式的反叛。这并不仅仅限于那些对计划经济时代充满了怀旧情绪的保守人士，在许多相当西化、主张学习美式市场经济的启蒙者中，这种心态也相当普遍。比如，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一位在美国一流大学任教的知名经济学家，就称这是“打土豪、分田地”。其实，占领华尔街运动比起六十年代嬉皮士的反叛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正如戴维·布鲁克斯令人信服地展示的那样，美国如果没有经历这种震荡，怕是难有当今的创新经济。
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许多市场经济的鼓吹者，把自己摆在了捍卫资本主义的位置上，把一切西方反资本主义的左翼运动，如工会运动、环保运动等，都视为违反市场规律的逆流。中国一些相当知名的市场派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在意识形态上几乎清一色地倾向共和党，其思想倾向之一致，可谓世界奇观。如此的思想统一，恐怕是在于受计划经济的一元化思维的桎梏，用几个“凡是”性的教条来解读一个自己并不是不理解的复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