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所有这些都和国情有关。政府和国有企业确实比较稳当，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确实相当恶劣。《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就提到几个年轻人创办了一家酸奶公司，但要一家一家地拜衙门，给政府官员支付手机账单等等，实在身心交瘁，最后又回到政府部门工作去了。国内的朋友也诉苦：想办一家幼儿园，没几十万的公关费批不下来，想也别想。然而，我们不得不问：没有年轻一代的天真、热情、理想主义、想象力、创造性，这样的国情又如何改变？
这种求稳、保守的心态，在留美潮中也暴露无遗。按说，到美国闯荡，总算脱离“国情”了吧？但众多学生的思想习惯和行为方式并没有太大改观，许多人连专业都是父母选的，不管自己是否喜欢，只要稳当就行。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千禧一代和中国的80后、90后完全是同龄人，至少那些属于中高产阶层的，都有些娇生惯养、眼高手低、自我中心的毛病。但是，同样是养尊处优，美国的千禧一代至少还会“异想天开”，追自己的梦，随着自己的激情驰骋，去冒险，体验新的经验。他们的天真烂漫在经过生活的风雨后，恐怕还有望趟出一条自己的路，为人类开辟许多新领域。而中国现在许多年轻人，一切都听从父母安排；尚未经过生活的风吹雨打，就已经少年老成；什么还没有得到，就生怕失去。最终看着别人怎样自己就怎样，仿佛从众随流会给自己带来一点安全感。
创新并不仅仅意味着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事。因为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事，还意味着要突破以往的习惯和体制。盖茨、乔布斯如果像五十年代的白领那样循规蹈矩地在大企业的科层阶梯上爬，做“组织的人”，就不会有今天的微软和苹果。因为那样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架构，不会容许他们干他们想干的事。如果八十年代没人下海，没有大量农民工突破户籍制度进城，也就没有日后的私营企业，我们也看不到今日的中国崛起。即使看看中国自己的经验，挑战体制、突破体制，也是经济腾飞的根本动力。如果中国的下一代，都你追我赶地向体制回归，未来中国的创新将交给谁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