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指责，并非全无道理。富家子弟容易被惯坏，成长于富足社会的孩子相对娇气，这些都是普世的常识。然而，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美国贫富阶层教育分化的文章，则在挑战我们的常识。报告指出，目前美国贫富阶层的教育分化趋势加重。但是，这并不是因为穷孩子的成绩下降，而是富孩子的成绩提升太快。换句话说，富家子弟在教育上的成就越来越高，这怎么能说他们被惯坏了呢？再看看美国一流大学的竞争，许多自己的孩子已经上了大学的老毕业生感叹：当年的自己，换到今天肯定挤不进这所大学。
可见，我们切不可泛泛而论一代人。在婴儿潮一代中，当年参与反叛，成为嬉皮士的，主要还是大学生。那年头，大学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大学生们确实属于知识精英。普通的劳动阶层，特别是在南部和中西部保守地区，依然尊重权威、秩序和等级。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告诉我：别觉得美国人都讲究个性解放，那往往是大学中的现象。到内地的小镇，主宰的文化还是服从。然而，在八九十年代的知识经济中，反叛社会的那批人，得益于社会的进步。规规矩矩地服从社会的，则在制造业外包大潮中被社会抛弃。不仅如此，当年的反叛者是现在的中高产，给自己的孩子当同伴式的家长，掀起一场“童年革命”。
我的《一岁就上常青藤》和近著《参与孩子的成长》，所“鼓吹”的都是这种平等对话式、参与式的家教，彻底背离了传统的权威式、教训式的父母之道。心理学家贝蒂·哈特和托德·莱斯利在八十年代的研究揭示：中高产专业阶层（恰好是由六十年代嬉皮士而变身的父母），总和孩子进行同伴式的对话，家庭语言丰富。他们的孩子到4岁时所听到的词汇，比那些动不动就对孩子简单地说一个不字的低收入劳动阶层的孩子多3200万！形成难以超越的教育优势。
不过，成为同伴式的父母，对父母素质的要求非常高。当年那些嬉皮士们，经历了反叛的青春、十几甚至二十几年理想主义的奋斗，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自然有着当孩子同伴的资本。家长如果缺乏这种素质，同伴式的父母往往会变成纵容孩子随心所欲、自我中心，他们废除了传统的权威和纪律，却找不到一套新的东西来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