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这一切都不是错，都是政策的体现。
按照当时相关政策，所有送到解放军部队锻炼的大学生，无论何种情况，在政治上都要一视同仁，一起学习，一起劳动，有问题的，乃至有严重问题的，均在内部掌握之中，最后再说。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这真不啻天大的福音。
二
我们的指导员姓陈，连长姓朱，都是在这支野战部队服役多年的中年军官，以他们为首的一个正规军人的班子，包括副指导员、副连长、各排排长、司务长，直至文书、通讯员、卫生员，统率这支新建的特殊的大学生连队。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肯定受过专门培训，整个说来，在执行政策方面并无什么偏差，他们大都出身农村，都带有一种天然的朴实淳厚，对人相当和气。
尤其是陈指导员，更是有一种娴熟于政治思想工作的、指挥若定的气派，以他时时严肃与亲切交替的言谈，很快就在这群大学生中树立了威信。他军装严整，操一口带湖北老家口音的普通话，说话时习惯性地扬起一边眉毛，使一只眼睛显得神采炯然。除了在全连大会上作报告，陈指导员几乎每天都要在全连集合时作队前讲评。他讲话不拖泥带水，不冗长杂沓，透出一种军人的精明干练。他的讲话内容主要依据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强调受过旧教育的学生要接受再教育，要一辈子而不是一阵子与工农兵相结合。他敏锐地抓住连队中大学生的种种思想表现，特别是对当时所谓的“活思想”，予以解剖和批评，使得无论是心高气傲还是心狂气躁的人都逐渐收敛了心性。
前面说过，这类学生连队的成员是“一揽子”收进来的，组成很复杂。如我所在的学生连，既有似我这样留待后期处理的问题严重者，也有主要是来自北京地质学院的一批左派。左派因有时打上引号而不好听，这里却绝对不含讽刺意味，确系当时的划分，他们属于当时赫赫有名的五大领袖之一王大宾的红卫兵组织，多数“苗红根壮”，路线正确，无可挑剔。已然落实了各自的分配单位，纯粹是来接受一段锻炼，准备承担重任的。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都曾夸口“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如今怎么竟被几个级别如此之低的解放军“降伏”了呢？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又何况还和一些“反革命”、“反动学生”掺和一起，搞什么“一视同仁”，此气也实难咽下。所以，实在说，一开始这些学生的思想问题也甚多。
人大约既是很容易被抬起来、忘其所以，也是很容易被驯服的，无需多久，我们就看到，这些大学生，无论贤愚不肖，都很老实、听话。
冬天，军营中除了学习，偶尔也安排一点劳动。劳动，主要就是积肥了。一到掏粪池的时候，大家便争先恐后，粪水溅到身上也尽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一个多人高的粪坑，跳将下去，誓要刮个干干净净不可；或者，天不亮起床，赶到炮兵连的马厩去抢拣马粪，马粪蒸腾着稀湿的热气，也全不怕熏；出去散步，见到遗落在地上的马粪，会脱下衣服抱回来。在学习会上，大家就交谈自己在此过程中如何洗刷旧思想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