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与历史写作——金安平访谈(3)

《单读》:虽然金先生留在大陆,但他的挚友李济先生他们都去了台湾,他们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后来有交往吗?

金安平:我们是住在台南,而李济先生他们大多在台北。台南跟台北很不一样,爷爷认识很多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的人,很多都是他在北京时候的朋友。那时候,他的朋友们都劝他去台湾,但他对国民党还是有些自己的看法,他爱的是国,跟党没有关系。爷爷最关心的还是历史,读他的日记就能感觉出来,他为了研究历史可以不顾一己之忧。而且,我们虽然去了台湾,但当时都以为过个两三年就可以回来,谁也想不到历史后来的走向。

《单读》:那爷爷和您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的授业恩师房兆楹先生,他们的教学和研究方法是否有相似的地方?

金安平:房先生以前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去北大听过爷爷的课。听母亲说,爷爷完全是一个读书人,并不擅长直露地授课,所以上课时,他基本是整个人面对黑板,几乎不会转过身来面对学生,就像他仍然是在独处一样,和自己相处让他觉得自在,可以沉浸在他的学问世界中。我父亲就很不一样,父亲是个非常会讲课的人,这可能和父亲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有关。

但无论是爷爷还是我的恩师房先生,他们都是走的考据这一派,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都是沿着传统治学的方式在往前走。

《单读》:您受到他们的影响大吗?

金安平:我觉得影响是很复杂的,在考虑学术问题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种考据的方式,但平时在生活中,我又完全是另一样子。朋友有时候会笑话我,我非常爱看小说、电影,爱跟年轻人在一起,在这方面,我反而受孩子们的影响更大,而不是上一代人。

《单读》:年轻人接触的新生事物对您的影响更大?

金安平:父母给我的影响主要是在思考问题、做学术研究方面,或者看他们怎么样教育学生——毕竟我也是教师,这些给我很大的影响。爸爸在重庆大学的时候,接待过很多流亡学生来家里吃饭。而且教学方面爸爸比我好得多,他特别灵活,能因材施教,他的方式经常给我很多启发。从本质上说,我的生活更美国式,也许是因为很小就来了美国,在美国长大,受了他们文化上的感染。

说到来自孩子们的影响,比如儿子喜欢棒球我也跟着喜欢,像粉丝一样追球队,也会和儿子女儿们讨论电影、小说,他们甚至会开玩笑说我看的电影和小说太肤浅。我是个矛盾的人,一方面又非常喜欢考据,非常尊敬章学诚、刘宝楠这些史学家。其实做考据学就是要有一种好奇心,不管不顾,一门扎进去。从某种程度上,考据学更像一门科学,需要理性的分析。也有人问我说是不是受到大学数学专业的影响,我也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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