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复活节前的星期六的深夜，天主教堂前要点燃复活节篝火，在篝火旁边点起复活节蜡烛和长明灯，火中有各种烧红的木块，据说这些木块能给拥有者带来好运，但条件是要以“自然的”方式生火；有些教堂的外墙上有一些小圆洞或狭长的破旧痕迹，这些是摩擦取火的证据。这种用火习俗一般不用火柴。可是，在魏恩海姆地区的山路上可以看到，复活节的火，常用打火机来点燃。这不是出于对传统规章的漫不经心，而是因为这种取火方式被看作是自然的。在此当然十分重要的是，打火机只是把最古老的取火形式机械化了；这里和那里都借助钢或石头来取火，但打火机的运用仍然不仅由于对不成文规定的巧妙解释，而是明显表示对技术的态度转变。
的确，伴随最早的取火已经产生了“技术设备”，人们也的确可以从总体上把这种取火看作人类技术的一个真正开端。然而，通过习惯，它迅速获得了“自然”的特性——不仅因为它几乎没有区别于其他自然活动的特殊装置，而且因为“自然之物”的概念在用于人类活动时失去了界限，从而在相对的事物中也变得有效。1826—1850年之际出现的火柴，使新旧取火方式判然有别；新的方式表现出更强烈的技术特征。习俗保护了自己：它坚持旧的方式。反之，当打火机出现时，人已经适应了这种器具。在使用这种器具时，他并不一直意识到技术与自然之物的疏离：器具本身已经具有了“自然”的特征，新发明也会很快获得这种特征。
假如这种演变不能通过许多其他实例来证明，那么，我们对这个小例子可能就显得有些诠释过度。在谈到菲利普·马托伊斯·哈恩时，我曾提到居民对火车的保守态度。许多地方的人今天仍会讲述，某个乡镇的个别居民甚至镇长都相信火车头里能看出魔鬼或恶势力。不过，这些叙事已经与保守态度保持了距离；它们属于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人们已经确定这类技术发明是无害的，所以能够以打趣的方式谴责古人的愚蠢以及他们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匮乏。火车如今成为童谣和轻松明快的歌谣的熟悉对象。托马斯·曼在短篇小说《无秩序和早先的痛苦》中以反讽的方式引述了这样的儿歌：
火车、火车，
火车头！
它跑着，站着，
它总是汽笛吹着。这几行韵文，变形为轻快的歌谣，在许多地方广为流传。在福格特兰，人们唱道：
火车，火车，火车头，
它不走的时候，
仍然汽笛吹着。在埃尔茨山区，结尾借自另一首漫游歌：
火车，火车，火车头，
你要是看到我的小宝贝，
就帮我捎个口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