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早期建起来的铁路干线相反，铁路支线得到的是讽刺性的命名；例如，大约在1890年起用的从海德堡到魏恩海姆的小蒸汽火车叫“火红的埃利亚斯”，1905年首次使用的从莫斯巴赫到穆道的窄轨铁路支线如今仍叫“B?mbele”（鸭子杀手），阿伦附近的哈尔特茨菲尔德（H?rdtsfeld）铁路支线叫“Sch?ttere”（咔哒咔哒）。这些命名流露出对这种技术新事物的同样的亲近和信赖，这一点，从这种反讽中能够觉察出来，正如在著名的歌谣《施瓦本火车》中表现的那样，这首歌于1894年第一次刊登在一本大学生歌曲集里。1862年狂欢节时，在蒂罗尔州的布里克斯莱格，传统的老太太磨坊弄成了蒸汽火车头的形状，这是以游戏的方式采纳新技术的同一种形式，一般来说，新东西容易闯入狂欢节活动，而且随后就大获成功。例如，1910年，在内勒斯海姆以打趣的方式预告了电的来临，当时的小丑委员会把狂欢节活动置于这样的口号之下：
在内勒斯海姆
电力
电灯
有轨电车这里，有轨电车和街上的电灯都“用特制的弧光灯”来仿制。
但这全都属于逐渐接受技术设备的阶段。如今，这个阶段已被超越，大部分技术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先驱时代的故事不再引起惶恐，也几乎不再引起人们的喜悦。人们在看到火车头时曾惊奇地认为它是魔鬼的杰作，这一点只是有些稀奇古怪——如果想一想，当时的火车模型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闪耀着罗曼蒂克旅行诗的些许微光，那就更加有些稀奇了——但它不再可怕也不再真的可笑了。海因里希·吕策勒（Heinrich Lützeler）在《科隆幽默哲学》中讲了一个可以表明今天情境的柏林笑话：在柏林，有一辆梅塞施密特低座小摩托车在亮交通红灯时直接停在了一辆巨大的拖挂卡车旁边。卡车司机从驾驶室里弯出身子对下面那位开着小摩托车的女士亲热地问道：“姑娘，这小家伙是吃汽油还是您亲自喂它啊？”——只有在极端“物化”的背景面前，这种技术设备的“人化”才显出风趣；恰恰由于人们在技术现象中看到的只是物的对象，而且它们已经变成不言而喻的和“自然”的东西，所以，这种向人情的转换才显得怪诞可笑。在美国流传的一个卡巴莱笑话表达了同样的、更加露骨的情况：有一个男人走进酒吧，指着他的女伴，要求酒吧的饮料调制员：“把她加满！”——这是加油站的标准惯用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玩笑，是因为技术已经变得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它能够以反讽的方式转用到人及其社会关系之上。
可是，这个笑话证明：不恰当的物化是荒谬的，只是由于最初对机动车的诚心实意的拟人化才可能有这样的笑话，这种拟人化在英语语法中已经固定下来：在英语中，不用中性代词，而用阴性代词来指代运输工具。然而，这种细致入微的拟人化展示了一个早期阶段；恰恰是在盎格鲁—萨克逊各民族那里，我们已经觉察到，那里的人们以高度泰然任之的态度运用技术工具。这与我们这里经常“激活”技术设备的倾向形成反差，例如，在给机动车的命名以及在与它们的情感关联中就表现出这种倾向；这里，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在与技术打交道方面具有领先地位。当马丁·海德格尔把“对物的泰然任之”称为对待技术所要求的态度时，这种要求无疑是更激进的而且包含对“发人深思”之思的呼吁；不过，与技术之物打交道时的泰然任之有助于防止人完全迷失于技术思维和机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