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容易猜想，对技术的事实和思考的抵制会随教育的增长而减少。不过，这种猜想仅在某种条件下才是对的。对原始文化的洞察表明，技术事实在那里常常被人们非常理所当然地接受。这里涉及的显然只是一种外在的接受，也就是一种“半路处境”。在对技术设备单纯模仿时，这一点变得非常明显：例如，新几内亚的巴布亚人建起了“无线电台”，用竹杆和藤本植物作天线，而其他人坐在“办公室”里模仿着读写等等活动。技术事实往往只是证实了从前已经被普遍相信的东西；技术仅仅把从前曾是梦幻和神话成分的东西放入了真实的外在世界。飞机证实了巫医的“飞行”能力；手术似乎重现了死而复生的祭祀仪式。这些技术现象在此无疑以令人震惊的方式介入了精神结构：“从现在起，人们把整个传统误解为对真实的外部现实的报道。那种在外部现实中寻求这种体验的期待，对心理体验能力构成了干扰。”但对技术的抵抗绝没有接踵而至。这里，巫术与技术的关联变得清晰可见，奥尔特加（Ortega）已经简明扼要地表明了这一点，即“巫术实际上就是一种失败的、虚幻的技术”。
东亚的一些民族也把技术纳入他们的“神话—巫术的存在秩序”；在日本，人们为“石油神”建起小神道祠，为“硫磺神”（Schwefel-Kami）建造圣所，给狐神供奉一个电力设施，“这样，由于显明神力而令人尊敬的高桥（Takahaschi）的大神稻荷神（Inari），除了在他的主庙之外，在这里也受到祭拜。”格哈德·罗森克兰茨还引证了一系列实例，所有这些实例都表明，恰恰是这种与现代技术——完全不同于顽固的宗教秩序和精神秩序——的距离为技术现象铺平了道路。这里也在寻求巫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与技术的功能性相似中的平稳过渡关系：格哈德·罗森克兰茨谈到亚洲民族的存在秩序时说，“巫术在他们中间被赋予的作用，正如技术在世俗世界中的作用一样，即把握外在世界并克服它的抵制”。当技术闯入结构不太坚固而且首先是完全“更加讲求实际的”世界时，对技术的抵制在那里的出现似乎要早得多，在这样的世界里，巫术和宗教的超验秩序不再以约束的方式使一切新现象与世界的中心发生关联并由此嵌入传统。此外，这种抵制似乎主要来自保守的教育阶层，而非未受过教育的阶层。
仔细研究19世纪德国著作家关于当时技术革新的看法，就可以证实这一观点。当然，在此必须细心查验材料；巫术领域的言词，可能有强有力的观点的支撑，但也可能只是游戏式的隐喻，此外，它们还可能有肯定或否定的意味。1827年11月23日，来自伦敦的皮克勒（Pückler）亲王详细描绘了蒸汽火车头这种“怪物”；他在详细描述的结尾写道：“假如没得到所罗门的印章戒指，人们是否也能获得这样一种有用的才智，而且因为施魔法而被烧死的女巫是否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呢？”这里，魔法只是一种比较，为的是提升描述内容的分量和意义。反之，在卡尔·迈尔（Karl Mayer）的诗《自然与人的勤勉》中，有这样一段话：
上帝啊，并非你的每一位大地上的子民，
都祈求你呵护美丽。
当火车逼近时，
我敦促自己向你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