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韬（一八二八至一八九七）是清末的新派知识分子，不但国学基础深厚，也熟知外国事务。他曾在上海参与《新约全书》的译文校订工作，也曾到香港帮助理雅各翻译了七部中国经籍。不过，他虽然与教会来往，为教会机构工作，在传教士刊物《万国公报》上写稿，却很少提到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王韬在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到香港，此时距英国人初建殖民地才二十年。他在日记里写下亲身见闻，读来十分有趣。因为他是基督徒，又与英国人一道工作，较少排外的民族情绪，所写多为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很少涉及“民族大义”。
那时还没有飞机，他当然是乘船到香港的，时为公元一八六二年十月十一日。他一到香港，“即雇夫携行李至中环英华书院，见理雅各先生”。由以后几天的日记可知，理雅各牧师虽然来华已二十多年，却只会讲粤语，在教堂讲道也用粤语。对本地信徒来说，当然方便，对王韬而言，就麻烦了，“理君仅解粤音，与余不能通一语”，还得有人翻译才行。言语不通，可算是王韬的第一个深刻印象。
王韬抵港的第三天下午，有朋友来帮忙安顿，随即“同往小楼啜茗，几案间多设饼饵，亦可食”。以后几天，他便时常“出街啜茗”，显然是对广式饮茶发生了兴趣。到港第六天，他上街找朋友，却迷了路，“试食鱼生粥，味甚佳”。是一大发现，此后就经常“往茶寮食鱼生”了。
然而，王韬对香港的生活起居，显然不太习惯。虽然有广式饮茶，有鱼生粥吃，仍是有流落他乡之感。他住了半个多月之后，给上海的朋友写信抱怨，口吐苦水：“乃抵粤港，风土瘠恶，人民椎鲁，语音侏，不能悉辨。自怜问讯无从，几致进退失据。……所供饮食，尤难下箸。饭皆成颗，坚粒哽喉，鱼尚留鳞，锐芒螫舌。肉初沸以出汤，腥闻扑鼻，蔬旋漉而入馔，生色刺眸。既臭味之差池，亦酸咸之异嗜。”
总之，广东菜吃不惯。鱼生粥虽好，也不能顿顿都吃。还是上海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