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与王韬(2)

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最大的助力来自王韬。他们两人的合作,达十年之久,不但使理雅各翻译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也使王韬得以接触西方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这段交往,可说是高层次跨文化接触与交流的典范经验,值得多加注意。研究中国近代思想的中国学者,往往只强调“西学东渐”,不太措意文化“双向互动”的影响,反倒是西方学者从他们自身的兴趣,比较容易看到跨文化交流引起的“双向”或“多向”思辩议题。美国学者柯保安(Paul Cohen)对王韬的研究,就很有启发性。

王韬来到香港,随理雅各工作,本来是因为避难,逃脱清廷对他投靠太平天国的通缉。他逃到香港,是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安排,对香港这片蛮荒之地是非常不满的,首先是吃不习惯,水土不服,再加上文化娱乐活动贫乏,让这位风流才子十分气闷。理雅各只会讲粤话,一开始沟通困难,也使他感到缚手缚脚,难以安身。

然而,王韬的学识令理雅各倾倒,理雅各的认真执著也使王韬心折,两个南腔北调人、东文西语客,性格与志趣完全不同,居然合作得很融洽,一做就是十年。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第三册(尚书)》出版时,特别向王韬致谢,说:“这位学者学识渊博,对经典理解透彻,远超过我认识的任何中国学者。他一八六三年底来到香港,协助我工作,就像带来了图书馆的宝藏。同时,工作充满热情,时而解说,时而论辩,不但大有助益,也使辛劳的工作活泼有趣。”

其间有两年的时间,王韬还随理雅各到英国去,浸润了西方文化与学术研究。当理雅各最后一次离开香港、退休回国时,王韬为香港教会同人写了一篇文章,《欢送理雅各大牧师大人荣旋》,其中说到两人的交谊:“余获识先生于患难中,辱以文章学问相契合,所谓知己感恩,兼而有之者也。”

中国人会说是缘分,理雅各一定相信是上帝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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