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主题歌，我怕写不出，也不好写，甚至于不必写。依我主观设想，全部故事进展中，人实生活在极其静止寂寞情境中，但表现情感的动，似乎得用四种乐律加以反映：一为各种山鸟歌呼声；二为沅水流域放下水船时，弄船人摇橹，时而悠扬时而迫紧的号子声；三为酉水流域上行船，一组组纤夫拉船屈身前奔，气喘吁吁的短促号子声；四为上急流时，照例有二船夫，屈身在船板上用肩头顶着六尺长短篙，在船板上一步一步打“滴篙”爬行，使船慢慢上行的辛苦酸凄的喊号子声。内中不断有时隐时显，时轻时重的沅水流域麻阳佬放下水船摇橹号子快乐急促声音，和酉水流域上行船特别辛苦，船夫之一在舱板上打“滴篙”，充满辛苦的缓慢沉重号子声相间运用，形成的效果，比任何具体歌词还好听得多。此外则在平潭静寂的环境下，两山夹岸，三种不同劳动号子，相互交叠形成的音乐效果，如运用得法，将比任何高级音乐还更动人。（26；149—150）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芙蓉》杂志发表了上影厂改编的剧本《翠翠》，沈从文十分不满，十月中旬致徐盈信中说：“若电影剧本必须加些原作根本没有的矛盾才能通过，我私意认为不如放弃好。……一加上原书并没有的什么‘阶级矛盾’和‘斗争’，肯定是不会得到成功的。……我的作品照例是目前人习惯说的极端缺少思想性的，……在生前看不到的重现于电影上，也认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26；288）
一九八二年夏秋，上影厂两次寄来改编费，被沈从文两次退回，断然拒绝拍摄。十一月初，致徐盈：“上影厂文学部陈某，来一信，态度十分恶劣，且带讹诈性质。或许即《边城》改编人之一，并以‘业在文化部备案’为辞，似乎如此一来，我即可以不过问。正因此，我必须过问。”他不能够容忍自己的作品被胡乱庸俗化，“这样作为电影，若送到我家乡电影院放映，说不定当场就会为同乡青年起哄，把片子焚毁”。（26；456—457）
一九八三年，北影厂改编《边城》。二月，沈从文读了姚云和李隽培的剧本，写了很多具体修改意见。其后，又和导演凌子风及姚云一起讨论剧本。八月，电影开拍。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七日，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第二次来沈从文家访问，谈纪录片《风》事。此时伊文思已经看过《边城》的样片，印象不错，他告诉沈从文，翠翠和老船夫都好，外景也好，但感觉电影总是不如原作。
一九八二年，有人提出把《萧萧》、《贵生》、《丈夫》改编成一部电影，沈从文认为，还是改编成不相关连的电影短片为好，“意大利人曾如此拍过短片，得到较好效果，具世界性。”他特别强调，“不宜受现在理论影响”，“且配音必须充满地方性，力避文工团腔调，可能要第一流导演且随时和我商量，才可望得到成功。你们见我作品太少，不妨看到十本作品以后再研究，如何”。（26；368）
一九八五年初，同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的钟惦斐转告沈从文，作家张弦打算把《萧萧》改编成电影剧本。三月份，张弦即送来剧本初稿，后又来寓所听取沈从文的意见。一九八六年五月，以《萧萧》故事为主体、用了《巧秀与冬生》部分情节的《湘女萧萧》由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一九八八年，这部影片在法国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获金熊猫奖，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唐·吉诃德奖。
—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或许只能在沈从文的想象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