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十月，凌子风执导的电影《边城》摄制完成，内部试映前吴素乐得到邀请，她叫了辆出租车接张兆和同去。当张兆和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放映厅时，大家站起来向她热烈鼓掌。影片开始的镜头，是沈从文在书桌前，这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在沈从文家里拍摄的。后来凌子风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影片在第九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获评委会荣誉奖。
很难说沈从文会完全满意这部影片，他直到去世也没有看过，张兆和说：“剧本结尾他不同意，说不是他的。”但从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件事总算有人做成了，而且大致尊重原作，他会得到不少安慰。对自己的作品改成电影，他有自己的想象，在这几年里，他认认真真思考过，如果拍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
有一种说法，著名导演桑弧在一九四七年就将《边城》改编成了电影剧本。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第二十七页“文艺动态”中，有一条这样的消息：“文学名著《边城》、《水浒传》、《腐蚀》将先后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边城》系沈从文原著，三年前由桑弧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师陀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何以会出现这么一条“动态”，难以解释；至于“开拍”，那自然更是不可能有下文的事。
一九五二年香港励力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边城》改编的电影剧本《翠翠》，编者姓名不详，这个剧本和桑弧、师陀的本子是否有关也不得而知。这一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了严峻执导的黑白片《翠翠》，次年公映，颇受欢迎。
沈从文一九八〇年八月谈到过这部香港早期电影，不以为然。他说：“若依旧照五三年香港方面摄制的办法，尽管女主角是当时第一等名角，处理方法不对头，所以由我从照片看来，只觉得十分好笑。从扮相看，年大了些。主要错误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错了。”（26；136）
一九八〇年初，上海电影制片厂徐昌霖通过徐盈转致沈从文信，希望拍摄《边城》，因此而触发了沈从文对电影的考虑。在此后的多次沟通中，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很多零星表述，其中在九月致徐盈信中，说得集中而具体：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边城》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方法恐不易见功，或许应照伊文思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为女主角半现实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现。因为本人年龄是在半成熟的心境情绪中，对当前和未来的憧憬中进展的。而且作品的时间性极重要，是在辛亥后袁世凯称帝前，大小军阀还未形成，地方比较安定的总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不会有什么（绝不宜加入什么）军民矛盾打闹噱头发生。即涉及所谓土娼和商人关系，也是比较古典的。商人也即平民，长年在驿路上奔走，只是手边多有几个活用钱，此外和船夫通相差不多。决不会是什么吃得胖胖的都市大老板形象。掌码头的船总，在当地得人信仰敬重，身份职务一切居于调解地位，绝不是什么把头或特权阶级，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