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七日晚，北京大学“方向社”在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召开“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迫在眉睫，在历史大转折的前夕讨论文学的“方向”，自然不会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议题。果然就谈到了政治，沈从文把它比喻成“红绿灯”，而文学是不是需要用“红绿灯”来限制呢？
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力]即是承认他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废[名]：第一次大战以来，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
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沈[从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废[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