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四册）是陈义杰整理本，中华书局1992年至1993年出版，这两册记载的是光绪元年（1875）到十五年（1889）间的事情。
这十五年虽然不像1894—1895年那样变化剧烈，但仍是近代中国的多事之秋，日本在这期间（即明治八年至二十三年）已经大变。但是，从《实录》和翁同龢等人的日记中却可以看出，中国上至天子下至士大夫，仍然在传统生活轨道上缓缓滑行。光绪皇帝的日程功课，仍然是正统儒家的经典《孝经》、《论语》、《孟子》、《周易》、《礼记》、《左传》、《诗经》，外加作为文学修养的唐诗，以及做天子必须了解的反面历史教材明代史事（《明史》）和正面教材清初事迹（《开国方略》）。据日记记载，翁氏在光绪三年侍读，给皇帝讲的便是“孔、颜乐处”（三册，1269页）。士大夫官员则除了官场公务之外，依然是沉湎在三件雅人逸事之中，一是游山玩水访僧问道，三是吟诗作画校书读帖，三是搜集字画古书兼及会客应酬，偶尔把头伸出窗外，才吃了一惊，但是不久又缩头回去，照旧心安理得地过着旧时生活。1875年二月廿五日载丁日昌上折子，告诫朝廷“日本国变峨冠博带之旧习，师轮船飞炮之新制”，觉得这是大事。但是，后来看来还算很明白的翁氏却说，“阴而有谋，固属可虑，穷而无赖，则更可忧” （三册，1113页），似乎没有太多警惕，也没有应对的措施，仍然是把东边的邻居，看作“穷而无赖”的岛夷。
其实，翁氏何尝没有异样感觉？在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初六日，他就已经写道，“值国事艰难至极之时，又逢讲幄大费劝讲之际，百念灰冷，中怀瘀损，将病无疑”（三册，1462页）。这说的是个人，还是国家？但是一旦走出公门，回到自己的生活，就仍然在写些不咸不淡的诗歌，像什么“读画亦奇事，清淡得暂闲”（1877年八月初六，三册，1306页）。似乎在那个时候，知识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大难将临。所以，一方面心情还是安闲，觉得“谋国之方，以保境息民为大”，全不想是否真的可能“保境”（三册，1463页），像庄子祯上折子，还在向皇帝反复讲“圣学以用人行政听言为大，听言在致知，致知在穷理，穷理在读书”这种空洞的道理（四册，1728页）；另一方面思想仍是迂阔，像曾沅圃论时弊，仍然是“驭夷以柔，以忍辱为主”（1883年，四册，1791页），作出一副宽容大国模样，实际上可能已经是无可奈何了。
光绪十二年，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长崎互斗，在日本打官司，明明日本人无理，但是中方律师最后却说了一段“私中之私话”，说“日廷如肯知照中华认过，谓曲在日捕（警察），并议抚恤，中国素怀大度，谅可化大为小。若执迷不悟，将来欲求今日而不可得，则悔之晚矣”（四册，2044页），虽然气度可佳，但让人想起《红楼梦》说迎春“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也让人想起宋襄公列阵待敌。
（1994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