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酒吧存在于我的文本，尽管我知道它只是出自我的想象。因为它出现在文本之中，经验作者的个人意图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作家经常下意识说一些话，起先并不觉察，要等到他们听到读者的反应后才发现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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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某种情况下，了解经验作者的意图还是有所启发的。如果作者健在，评论家对文本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诠释，这个时候读者就可以问作者，他或她作为经验作者，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意识到了文本所能支持的多种解读。作者的答复不应该用来确认对文本的诠释，而应该用来显示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意图之间的差距。这样一个试验，其目的不是批评性的，而是理论性的。
还有一种情况：作者同时又是一个文本理论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文本的诠释作者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一种是：“这并不是我本人的意思，但我必须承认，文本确实是做如是说，所以我得谢谢读者让我看到这一点。”另一种是：“这不是我本人的意思，但姑且撇开这一层不谈，我仍然认为一个通情达理的读者不应该接受这样一种解读，因为这样的解读太绕弯，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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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读者会坚持寻找文本的意图。作为经验作者，面对这样的读者我有时也不得不举手投降。现在让我举几个例子。
我在《玫瑰的名字注》一书中提到，当我看到一篇书评引用了书中人物威廉修士说的一句话时，我开心极了。在《第五天》那一章，审判接近尾声时，阿德索问道：“要保持纯净，最让你害怕的是什么？”威廉回答道：“是匆忙。”我当时对这两行对话很得意，现在也一样。但是有一位读者指出，书中同一页，贝尔纳·古伊在威胁要对修道院的食品主管施以酷刑时说道：“和那些假使徒们相信的正相反，匆忙并不能带来正义，而上帝主持的正义花上几百年也不为过。”那位读者问我，威廉所害怕的匆忙和贝尔纳所力主的避免匆忙之间有什么联系。他问我这么前后呼应的意图如何当然没错，可我却回答不出。
事实上，阿德索和威廉之间简短的对话在最初的手稿中没有，是我在校样上临时加上去的。为了保持行文的平衡和节奏，在贝尔纳说那段话之前我需要插入几行文字。当时我完全忘记了，在对话后不久贝尔纳也谈到了“匆忙”。贝尔纳说的那句话其实稀松平常，近于法官们常用的陈词滥调，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不巧的是，和威廉提到的“匆忙”联系起来时，贝尔纳提到的“匆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说的并不是一句套话，而是有实质性的言论。如果读者想不透威廉所表达的对“匆忙”的憎恶和贝尔纳所表达的对“匆忙”的憎恶两者是一回事儿呢，还是有些让人不易觉察的区别，那也怪不得他们。文本就在那儿。它产生了自身的效果。无论我原本意图如何，我们现在都面临一个问题，一个模棱两可的争议。我本人完全无力解决这一冲突，虽然我意识到在那儿一定隐含了某一层意义（也许甚至是多层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