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么才能证明对文本意图所作的某种揣摩是合情合理的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文本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拿来参照。这个观点由来已久，出自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教义》：对某一段文本的阐释如果可以被同一份文本的另一部分所证实，那么这种阐释就是可以接受的。反之，我们就必须摒弃这种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内在的统一性控制了读者通常难以控制的阐释冲动。
让我举个例子。我这个例子中的文本—《芬尼根守灵夜》—刻意地，甚至是程序化地鼓励读者去作最大胆的诠释。在1960年代，有一本叫做《〈守灵〉通讯》8的学术期刊曾发表一系列文章，讨论《芬尼根守灵夜》有哪些凿凿有据的历史性暗喻可以被确认出来，比如说德奥合并9，以及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10为了质疑这些阐释，内森·哈尔珀指出，Anschluss也有一般的非政治性的含义（比如说“关联”、“包容”），对上下文的分析无法支持那种政治性的解读。在《芬尼根守灵夜》中找到任何你想要找的东西都很容易—为了证实这一点，哈尔珀举了贝利亚 11的例子。首先，在“蚂蚁昂特和蚱蜢格雷斯霍珀的故事”12的开头，他注意到乔伊斯用了这么一个词：“苏 维 埃！”（So vi et!）他想这可能与故事中的准共产主义的蚂蚁社会有关联。再翻过一页，故事又提及一个“berial”，乍一看觉得是“burial”（葬礼）的变体。这会不会是暗指苏联内务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Beria）呢？但贝利亚是在1938年12月9号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位普通官员，在西方无人知晓，而在1938年12月，乔伊斯的手稿已经送入印刷厂了。而且，“berial”这个词在1929年发表在《过渡》杂志第十二期的版本中已经出现。这个问题通过外部证据得到了解决，然而有些解读者甚至相信乔伊斯具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可以预见贝利亚地位的提升。这真是荒唐，但在乔伊斯的粉丝中你能听到比这更可笑的观点。
比外部证据更有意思的是内部—也就是文本本身—提供的证据。在《〈守灵〉通讯》接下来的一期中，鲁丝·冯·普尔（Ruth von Phul）指出，“苏 维 埃”（so vi et）也可以是威权宗教团体所使用的类似于“阿门”的祈祷用语，前后段落的上下文语境不是政治性，而是与《圣经》相关的。故事中的蚂蚁昂特说：“正如贝皮（Beppy）的疆土辽阔无边，繁荣昌盛，我也将君临盛世，再显辉煌！”“贝皮”在意大利语中是“约瑟”13的昵称，“berial”可能是暗指《圣经》人物约瑟（雅各和拉结之子）两次被象征性地埋起来，一次是被扔进一个坑里，一次是被关进监狱。约瑟生了以法莲，以法莲又生了比利亚（Beriah）（《历代志》上第23章第10节），而约瑟的哥哥亚设有一个儿子也叫比利亚（Beriah）（《创世记》第46章第17节）14。冯·普尔还指出了诸多类似的细节。15
冯·普尔找到的许多典故毫无疑问有些牵强，但不可否认这些篇章中援引的典故都涉及《圣经》。所以，文本本身提供的证据也将拉夫连季·贝利亚排除在乔伊斯的杰作之外，想来圣奥古斯丁也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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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是一件工具，创造文本是为了产生文本的标准读者。标准读者并不是那种能做出“唯一正确”的猜想的读者。一份文本所能预见的标准读者，有资格尝试无穷无尽的猜测。经验读者所能做的就只是对文本所设定的标准读者的类型进行猜测。16既然文本的基本意图是产生一个能就文本进行猜想的标准读者，那么标准读者的任务就在于琢磨出一个标准作者到底是怎样的—它首先不是经验作者，而且最终与文本的意图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