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耶鲁大学时，教授们就曾鼓励我去谋一份历史学家的差事。在他们的怂恿下，我不禁认为自己对当时颇为时髦、列入教学科目的研究论题有着明确的把握。提起某位已逝诗人或失位国王的名字，我就能不负众望地将其与特定的时代精神关联起来：诗人与革命相连、国王则和隐喻有关。
我在剑桥大学的导师很高兴知道这一点。是的，嗯，他说，我明白，说得不错，不过，或许你愿意抽出点时间来谈一谈十二世纪，比如托勒密的宇宙体系如何对应着阿姆斯特丹运河的规划？
我还记得那个场景：潮湿的天气，配着松脆饼的茶，年代久远的壁炉中煤火正旺。在列举完那些早已被强调过的显著事物之后，导师为我俩又各泡了一杯茶，为我端上李子饼，或许还有一杯雪利酒，看起来极为客气。他问起了那些可能被我忽略的、关涉十二世纪的问题。上莱茵河与下莱茵河流域的流通货币各是什么？陆路从巴黎到米兰、海路从马赛到多佛的旅行耗时各是多少？罗马和巴格达，哪一座城市集中了更多的财富、促生了更大规模的宗教迷信呢？在拜占庭城，罗刹国来的毛皮和基督徒奴隶的要价和出价又是多少？
对这些，我甚至无法给出一个大胆而无望的猜测。那位剑桥导师带着轻微的遗憾默默自语。是的，嗯，他说，你们美国人拥有化约宏大主题的天赋，可我们英格兰这边的可怜亲戚却办不到。你知道，在构建起那些宏伟的框架之前，我们希望至少能粗略地了解一些事实依据。他说，这是一件乏味的事情，并且非常耗时。
在剑桥大学的一年终结了我成为一名历史教授的任何想法—我不愿意学中世纪德语，父母也不愿意为这种学习提供经济支持—不过，这一年倒让我充分地理解了托马斯·杰斐逊那句名言中的真理：“一点点真正的历史是如此难得，因而它永远有价值。”人如果不是生活在由重塑过往而造成的茅屋中，还能生活在哪里呢？除了过去，人还能改变什么呢？未来是不存在的，而此刻则来无踪去无影。
历史是进行中的工作，是持续不断对过去的撰写和重写，这跟那些展示在博物馆里的奶白色大理石雕塑截然不同。如果我们阅读三部讲述大英帝国历史的书籍，其中一部出版于1850年，另外两部分别于1900年、1950年问世，我们就会发现三个不同的大英帝国。当然，无论是哪部，太阳最终还是落了下来。在这三部书里，那些观光客必看的景点依然未变：马背上的拿破仑还在滑铁卢那儿，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加冕，南亚次大陆还牢牢泊定在印度洋岸边，只是，我们看拿破仑、女王和印度的眼光不一样了。
每个时代都会修订它对过去的构想以迎合其处境，而总体来说，历史学家总会找到那些验证其论述的史实。历史不是发生于两百年或两千年前的事实，它是有关两百年或两千年前所发生之事的一个故事。故事会变，讲故事人的眼界也会不同。
我不是隶属于终身雇用职位的学者，所以我并不关心历史的场景设置是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1740年代的巴黎，还是在1905年冬天的莫斯科。我只寻求对人类困境的理解，去发现或重新发现对人来说发生了什么、他是谁，以及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查阅古代或现代书籍中的记录，你就能够与几千年来人类的各种美德、恶德、动机、行为、痴迷、后果、快乐和悲伤相遇。帝国灰飞烟灭，城镇不断易手，只有人面对自己必死的事实时发出的声音留存下来。历史学家萨拉·贝克维尔在讲述蒙田生平与思想的新书《如何生活》中，借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口道出：“每一个活生生的心灵都是用与柏拉图和欧里庇德斯心灵完全相同的材料制成的……正是这种共同的心灵联合了整个世界，而世界就是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