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在BBC电台的里斯讲座上讲，纯属个人或纯属公众的知识分子都不存在，只要你用文字表达，就意味着进入公众视野。兴趣广泛而优雅的萨义德得出了自由的知识分子定义：“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约瑟夫·康拉德将文学创造比作黑暗中的救援工作，作家将人们从无意识的黑暗状态中拯救出来。而在班达、雅克比与萨义德心目中，知识分子则一直在打破日常生活的平庸与乏味，他们的武器是强烈的好奇心，而敌人则是一切循规蹈矩与面目可憎的重复，他们力图赋予暗淡的现实生活以意义。
让我们回到哈耶克与波斯纳的嘲讽，我承认他们的批评都有道理，他们厌恶的是那些未经过思考便盲从既有观念的应声筒。但是，他们的偏激（尤其是波斯纳）妨碍了他们看到更深的危机，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他们不是过度传播新观念，而是对新观念浑然不觉。况且，我们不应要求每一位活跃思考的知识分子都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持不停地思考。
当这场争论跳跃到中国的语境时，我们则面临更加复杂的状况。长期以来，我们将知识分子的角色混同于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或是社会学教授，只要他们占有专业知识、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但同时我也要承认，将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过于理想化同样是个错误，一些中国学者顽固地将之塑造成类似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异议分子，他们只强调知识分子批判性的一面，却忽略了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当为了批判而批判时，批判本身就成了一种机械的重复，它失去了知识分子最珍贵的思考与创造精神。
作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长并成熟起来的中国青年来说，他们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是怎样度过大学时代的——那些陈旧的教材和日复一日被转述的陈腐的知识。我甚至可以不无粗暴地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大学生其实从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被教会背诵、服从、考试，而缺乏奇思异想的能力。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
“大学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人青睐。”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说，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唯一中心，它拥有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它们是思想库、研究代理商、调查代理商、管理咨询公司和媒体公司等等。而在令拉塞尔·雅可比憧憬不已的美国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中，很多杰出知识分子是为《时代》、《新共和》这样的杂志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学院工作会束缚他们的创造力。而在中国，更尴尬的是，当我们的大学仍未拥有（或恢复）它的知识中心的地位时，类似思想库、媒体这样的竞争对手也未成熟。思维上的普遍混乱与平庸状态，不断提醒人们，整个社会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与他们所代表的气质。或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拥有李泽厚、刘再复，拥有“走向未来丛书”，鼓舞了社会最活跃的阶层更广泛地参与知识或公共事务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