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有自己的房间—我们共有5间—墙上布满了宗教人物和带有许愿灯的圣像，这是家里父亲允许圣像存在的唯一房间。外祖母去教堂，没告诉父亲就把我带上了。我喜欢复活节仪式，只是嫌时间太长……这座教堂是她唯一的快乐所在—她不去剧院或电影院。她只读宗教书籍，也是我最早学着读的书。母亲也信教，但不去教堂。她没有时间，再说父亲也不会答应。学校教我成为无神论者，但我喜欢教堂的美丽。外祖母去世时，父母已离婚[1934年]，母亲鼓励我继续上教堂。我有时甚至领受圣餐，参与忏悔，一直佩戴十字架，但并不认为自己特别虔诚。当然，在学校里，以及参军[1941年]后，我从不谈及自己的宗教。那样的事必须藏掖起来。[76]
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意见分歧制造了很多冲突。父母说的和老师教的常有矛盾，孩子们因此而感到困惑。一名小男生在1926年写道：“回家听到一种讲法，在学校里又是另外一种，我不知道谁是对的。”宗教问题特别令人迷茫。一位女生感到“两股力量的争夺”：学校教她“上帝是不存在的，但祖母在家里又说确有上帝”。宗教问题分裂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尤其是在农村，那里的老师鼓励儿童挑战老一辈的信仰和权威。一名农村男生在1926年写道：“喝茶时，我与母亲争论上帝的存在。她说，苏维埃政权打击宗教和神父是错的。但我向她保证：‘不，妈妈，你是错的，苏维埃政权是对的，神父是个骗子。’”孩子一旦加入少先队，便信心倍增，自觉成为移风易俗运动的一员。一名少先队员写道：“四旬斋期间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祖母只给我土豆和茶水。我抱怨，但祖母说：‘别生气，四旬斋还没完。’我回答：‘对你来说，可能有道理，因为你是老人。而我们是少先队员，没有义务遵循这些仪式。’”到了共青团，这种自信更加显著，激进的无神论是“先进”政治觉悟的标志，几乎是入团的先决条件。[77]
父母必须认真考虑如何给孩子讲述上帝，即使自己有宗教倾向，也往往不想让孩子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知道，孩子长大后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须适应苏维埃文化。这种妥协在专业人士的家庭特别常见，家长们明白，实现孩子的理想，还需依赖国家的认可。一名工程师（他父亲是个建筑师）回忆：父母在革命前长大，信上帝，遵循祖父母教导的原则，但他自己从小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如他所说的，“既要体面，又要满足所有的社会需求”。类似情形也发生于住在莫斯科的斯卡奇科娃家，父亲彼得和母亲玛丽亚都是图书馆管理员，信教，经常去教堂，但从不引导三个女儿信教，其中一个女儿回忆：
父母这样认为：一旦宗教被禁后，就不会与子女讲上帝，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将不同于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无意让我们过双重生活，特别在我们加入少先队或共青团之后。[78]
很多家庭都过着双重生活。他们庆祝苏维埃公共节日，例如5月1日和11月7日（革命纪念日），顺应政府的无神论思想，但在私下场合仍信奉自己的宗教。叶卡捷琳娜·奥列茨卡娅是社会革命党人，20世纪20年代曾被流放到梁赞。她与一对母女同住—母亲是前铁路工人的遗孀，女儿是共青团员，在一家纸厂工作。老妇人是虔诚的教徒，但在女儿的坚持下，只在房子后屋的秘密橱柜中存放圣像，另加帷幕遮掩。如果共青团发现家中有圣像，女儿害怕会被解雇。奥列茨卡娅写道：“在星期日和重要节日，她们会在晚上卷起帷幕，点燃许愿灯，通常先把门锁上。”安东尼娜·科斯蒂科娃在同样神秘的家庭长大，父亲从1922到1928年是萨拉托夫省的一个村苏维埃主席，但在私下仍保留东正教信仰。安东尼娜回忆：“父母都笃信上帝，记得所有的祈祷文。父亲格外虔诚，但很少谈及宗教，除非是晚上在家里的时候。他从不让我们[他的三个孩子]看到他祈祷。他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学校对上帝的解释。”安东尼娜的母亲是一名简单的农妇，在桌子抽屉里藏了一幅圣像。安东尼娜发现它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母亲去世之后。[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