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22)

外祖母有自己的房间—我们共有5间—墙上布满了宗教人物和带有许愿灯的圣像,这是家里父亲允许圣像存在的唯一房间。外祖母去教堂,没告诉父亲就把我带上了。我喜欢复活节仪式,只是嫌时间太长……这座教堂是她唯一的快乐所在—她不去剧院或电影院。她只读宗教书籍,也是我最早学着读的书。母亲也信教,但不去教堂。她没有时间,再说父亲也不会答应。学校教我成为无神论者,但我喜欢教堂的美丽。外祖母去世时,父母已离婚[1934年],母亲鼓励我继续上教堂。我有时甚至领受圣餐,参与忏悔,一直佩戴十字架,但并不认为自己特别虔诚。当然,在学校里,以及参军[1941年]后,我从不谈及自己的宗教。那样的事必须藏掖起来。[76]

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意见分歧制造了很多冲突。父母说的和老师教的常有矛盾,孩子们因此而感到困惑。一名小男生在1926年写道:“回家听到一种讲法,在学校里又是另外一种,我不知道谁是对的。”宗教问题特别令人迷茫。一位女生感到“两股力量的争夺”:学校教她“上帝是不存在的,但祖母在家里又说确有上帝”。宗教问题分裂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尤其是在农村,那里的老师鼓励儿童挑战老一辈的信仰和权威。一名农村男生在1926年写道:“喝茶时,我与母亲争论上帝的存在。她说,苏维埃政权打击宗教和神父是错的。但我向她保证:‘不,妈妈,你是错的,苏维埃政权是对的,神父是个骗子。’”孩子一旦加入少先队,便信心倍增,自觉成为移风易俗运动的一员。一名少先队员写道:“四旬斋期间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祖母只给我土豆和茶水。我抱怨,但祖母说:‘别生气,四旬斋还没完。’我回答:‘对你来说,可能有道理,因为你是老人。而我们是少先队员,没有义务遵循这些仪式。’”到了共青团,这种自信更加显著,激进的无神论是“先进”政治觉悟的标志,几乎是入团的先决条件。[77]

父母必须认真考虑如何给孩子讲述上帝,即使自己有宗教倾向,也往往不想让孩子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知道,孩子长大后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须适应苏维埃文化。这种妥协在专业人士的家庭特别常见,家长们明白,实现孩子的理想,还需依赖国家的认可。一名工程师(他父亲是个建筑师)回忆:父母在革命前长大,信上帝,遵循祖父母教导的原则,但他自己从小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如他所说的,“既要体面,又要满足所有的社会需求”。类似情形也发生于住在莫斯科的斯卡奇科娃家,父亲彼得和母亲玛丽亚都是图书馆管理员,信教,经常去教堂,但从不引导三个女儿信教,其中一个女儿回忆:

父母这样认为:一旦宗教被禁后,就不会与子女讲上帝,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将不同于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无意让我们过双重生活,特别在我们加入少先队或共青团之后。[78]

很多家庭都过着双重生活。他们庆祝苏维埃公共节日,例如5月1日和11月7日(革命纪念日),顺应政府的无神论思想,但在私下场合仍信奉自己的宗教。叶卡捷琳娜·奥列茨卡娅是社会革命党人,20世纪20年代曾被流放到梁赞。她与一对母女同住—母亲是前铁路工人的遗孀,女儿是共青团员,在一家纸厂工作。老妇人是虔诚的教徒,但在女儿的坚持下,只在房子后屋的秘密橱柜中存放圣像,另加帷幕遮掩。如果共青团发现家中有圣像,女儿害怕会被解雇。奥列茨卡娅写道:“在星期日和重要节日,她们会在晚上卷起帷幕,点燃许愿灯,通常先把门锁上。”安东尼娜·科斯蒂科娃在同样神秘的家庭长大,父亲从1922到1928年是萨拉托夫省的一个村苏维埃主席,但在私下仍保留东正教信仰。安东尼娜回忆:“父母都笃信上帝,记得所有的祈祷文。父亲格外虔诚,但很少谈及宗教,除非是晚上在家里的时候。他从不让我们[他的三个孩子]看到他祈祷。他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学校对上帝的解释。”安东尼娜的母亲是一名简单的农妇,在桌子抽屉里藏了一幅圣像。安东尼娜发现它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母亲去世之后。[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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