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23)

秘密奉行宗教仪式甚至还发生于党员家庭,且相当普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发现,1925年被党开除的成员中,几乎一半是因为从事宗教活动。在众多党员家庭中,共产主义理想与基督并存;列宁肖像与家庭圣像并排陈列在客厅的“红色”角落或“神圣”角落。[80]

在苏维埃家庭中,俄罗斯传统价值的另一载体是保姆,她们是祖母们的天然盟友。保姆受聘于许多城市家庭,特别是双职工的家庭。农村保姆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特别是在1928年以后。其时,数百万农民为躲避集体化而逃入城市,随身带来了农民的习俗和信仰。

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雇用保姆来照顾小孩。在国家提供普遍的托儿服务之前,对大多数女党员来说,这是客观上的必需,因为需要外出工作。在很多党员家庭中,保姆们成为苏维埃态度的道德制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高级的布尔什维克倾向于雇用最昂贵的保姆;一般来说,她们恰恰最有可能怀揣反动的思想。例如,邦纳家雇过许多保姆,其中有的曾在圣彼得堡谢列梅捷夫伯爵家做事;有的是来自波罗的海的德裔(巴塔尼娅地主朋友的熟人),会教孩子“得体的举止”;有的甚至曾为沙皇家庭做过事。[81]

保姆能对家庭生活施加深刻的影响。例如,党员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彼得·涅泽夫茨夫,他们在列宁格勒家中的保姆玛莎来自农村,是一名虔诚的老信徒。??她在雇主家中遵循自己的宗教仪式,只用自己的盘子和餐具,与他人分开进餐,每天早晚都在自己房间做祈祷,也让孩子们参与繁缛的信仰仪式。玛莎还扮演民间郎中的角色,如她在俄罗斯北部她的家乡所做的,调制草药来治疗孩子的各种疾病。她善良慈爱,赢得了尊重,并在苏维埃当局追查宗教积极分子时,获得了雇主的保护。她的存在导致了那一家的宽松氛围,这非常罕见。安娜的女儿马克斯娜回忆:“家里有个老信徒,我们并不觉得奇怪。其他党员家庭所流行的激进无神论,在我家却不见踪迹。虽然我们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从小学会了包容所有的宗教和信仰。”[82]

伊娜·盖斯特是布尔什维克的孩子,却深受保姆不同价值观的影响。伊娜的父亲阿隆·盖斯特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母亲拉希尔·卡普兰也是经济学家,任职于重工业人民委员会。伊娜的父母均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来自法定犹太区。那是沙皇时代犹太人被迫居住的地方,位于俄罗斯帝国的西南角。夫妇俩在白俄罗斯的戈梅利镇相遇,他们内战时期入党,1920年搬入莫斯科共用公寓。阿隆在红色教授研究院学习,拉希尔在纺织工会工作。像许多苏维埃犹太人一样,盖斯特夫妇把希望寄托在工业化上,认为它将结束苏联所有的落后、不平等和剥削。他们第一个孩子伊娜出生于1925年,两个月后雇了保姆娜塔莎,让她搬入他们的新家同住。娜塔莎·奥韦奇尼科娃来自莫斯科以南梁赞省的农民家庭。内战中,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征用毁了她家的小农庄。1921年大饥荒时,娜塔莎逃入首都,但在盖斯特家很少谈及家人。即使只有八九岁,伊娜已经知道,保姆生长的世界与父母的世界大不相同。伊娜注意到娜塔莎在教堂祈祷,听到她躲在自己房间哭泣,看到她梁赞亲戚的贫困—也逃来首都,因是非法入境者,只能待在拥挤的营房—伊娜曾陪她去探视。伊娜喜欢与娜塔莎的侄女一起玩,后者没鞋穿,伊娜便把自己的鞋带去相赠,等到父母询问失踪的鞋时,再谎称自己不小心丢了。伊娜还太年轻,不会在政治上起疑,但已与娜塔莎一家建立了默契的联盟。[83]

保姆老家的农民世界基本上还保存着家长制传统。1926年,农民占了苏维埃人口的80%—1.2亿人(总人口1.47亿),分布在苏联61.3万个村庄和偏远的定居点。[84]他们仍然依恋个体家庭在家庭农庄上劳作的生活。这成了苏俄个人主义的最后堡垒,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又成了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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