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对我来说委实非比寻常。我们漂泊海外，处境艰险，对抗一群火力强大、组织严密并且残酷无情的敌人。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因为一场特遣队的伏击或一颗从天而降的炸弹而身首异处。我们许多的朋友都被刑讯致死或遭到暗杀身亡。但是，我记得一位年轻的战士走向麦克风说道：“我们是为了生命而奋战的—我们怎么可以伤害生命呢？”他所说的生命不只是指生物性的活着，他所说的生命也包括了一种人格、人性尊严的展现。这份精神是我们得以在这场对抗不公不义的抗争中保持斗志与活力的泉源，我们岂可违背、离弃它呢？听着这些话，我的内心澎湃激荡不已。这不但呼应了就我所知是奥利弗·坦博深信不疑的信念，也符合我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同时也体现了反抗运动的核心精神，是它使我们的成员能承受这坚苦的奋斗所带来的颠沛流离，并使我们彼此紧密相连。
而且这也与国际法得来不易的原则完全一致。
查阅今天的国际法，我没看到有哪个地方承认只要有倒数计时中的炸弹就可以暂时把《禁止酷刑公约》（Torture Convention）晾在一旁。刑讯就是刑讯，就是刑讯。你去到阿根廷，刑讯就是刑讯。你去到智利，刑讯就是刑讯。在这些国家，一整个世代的人受到刑讯，他们有切身之痛。他们亲身经历过它，对他们而言，刑讯这个难以释怀的历史创伤，仍然像恶灵一般纠缠着这个民族的灵魂，他们不可能轻易将之淡化为想象中的推理问题，像算账一样毫无感情地计算其利益与损失。
我现在来谈一个常常在讨论恐怖主义时忽略的主题，亦即，国家恐怖主义。比起“非正规团体”，国家恐怖主义所重伤、灭绝、屠戮和谋杀的人远远超过前者许多。国家除了一般所具有的可以杀害、中伤、刑讯和折磨人的权力之外，也同时因为掌控媒体而能恐吓那些本欲挺身而出的证人，使得众人对国家一切的为非作歹噤若寒蝉，从而使自己得以逍遥法外。我并未参与武装抗争。我的职责是当律师和写作，以及（后来）在欧洲及美国推动终结南非种族隔离。然而，武装冲突与国家恐怖主义主动找上了我—南非的特务来到莫桑比克，在我的汽车上装设炸弹。我幸而未死。但收到邮包炸弹的露丝·福斯特（Ruth First）则不幸殒没，她当时在位于马普托的蒙德拉内大学[6]的非洲研究中心任职。马普托墓园葬满了被南非特务谋杀的人。我们身边已经死了好多人，所以当我在马普托中央医院里暂时苏醒过来时，我感到胜利的喜悦。我活下来了。作为一名自由斗士，你每天都会猜想这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会是今天吗？会是今晚吗？会是明天吗？我在面对它的时候能保持勇敢吗？它真的到来了，而我活了下来，活了下来，活了下来。基于一种深切的信念，我知道只要我能康复，我的国家也将会康复。
而这个盼望果不其然地成真了，我们也终于设置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种族隔离期间所发生的暗杀与刑讯事件。该委员会带给南非人相当大的震撼。我们借此听到了许多的故事，而许多的细节都因此公之于世。重要的并不是事实、数据、记录，甚至不是结果。重要的是看到受害者们的面孔、听到他们的声音、目睹他们的泪水，以及看着凶手痛哭流涕着承认暴行，并寻求原谅。这是大家掏心挖肺、坦诚相对的一刻。这些是我们的同胞，而非陌生且被贴标签的个体，诸如：“仇敌”、“刑讯者”及“国安警察”。这是某某警官。这是某某女士，述说她看到她的儿子回到家里，头发褪落，而被下毒的身体日渐枯槁。这就像一场举国投入的戏剧，生动地上演着，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