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苏联人民哪怕只听到这样的批评都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现在，苏联十一个时区的人们无法将自己从收音机或电视前挪开。安德烈·萨哈罗夫之前因持不同政见而被驱逐，现在已摆脱流放状态三年的他被选为科学学会的一名代表，得以向全国观众广播呼吁他主张，用一个联邦体制来代替苏联，从而结束斯大林模式下人民所受的压迫。当萨哈罗夫正在呼吁废除苏联宪法的第六条时（这个条款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切断了麦克风，这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激愤。尽管萨哈罗夫在职期间没出什么意外，许多人却从未原谅过戈尔巴乔夫切断麦克风的审查行为，他仍然想消除已经被消声多年的公道之声。
不管怎样，在针对一个国民被禁言大半个世纪的国家的未来展开辩论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放宽了限制，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苏联政治生活的所有反对分子和异类头一回都聚集到了一个地方，畅所欲言：强硬派共产党员、前政见不同者、军事官员、工人、科学家、学者和知识分子，更别提一小部分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法学家。
巨大的通风休息室里悬挂着蕨类植物，无比宽敞的自助餐厅里容纳了一百四十张摆满美味佳肴的桌子，还有两百八十名身穿统一白色西装和蝴蝶结领结的侍者、代表和记者们混杂在一起。茫然的政治局委员们发现他们一出现在人群中就被包围了。神秘的苏联领导班子突然出现在够得着的范围内，他们的神秘感也因为能够亲眼所见而降低了。
然而，代表大会还是从属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数以百计的老派共产主义者装成民主主义者好让自己当选。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从代表大会的整体构成来看，将它看做“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模式。而叶利钦更愿意将它看做“戈尔巴乔夫式的，忠实反映了我们领导人的前后不一、畏首畏尾和热衷于半吊子措施和决策”。[9]
当轮到代表大会成员们选举一个最高苏维埃（一个规模精小的机构，定期开会来讨论立法）时，叶利钦随之被忽视了。人群自发涌向莫斯科街头进行抗议。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阿列克谢·卡扎尼克主动放弃他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来为叶利钦让路。最后，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否定一个拥有最大的单一选举授权的政治家会让代表大会显得可笑，于是，他最终同意通融一次，用叶利钦所称的“王车易位”的方法，让他获得在上议院的席位。
经过这段时间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的“狂飙运动”后，对于苏联公民来说，一切都不一样了。叶利钦观察到，“大会开始的那一天，他们是一种人。大会结束的那一天，他们变成了另外一群人。不管我们对最终结果的评价有多消极……最重要的事情已经达成了。几乎所有人都从昏睡状态中醒来了”。[10]
与在克里姆林宫休息室时聚集在他周围的激进改革者接触之后，叶利钦自己也变成了另一个人。安德烈·萨哈罗夫对他的印象尤为深刻。萨哈罗夫不喜欢叶利钦，但从他身上看到了作为逐渐露头的民主主义者的潜质，他所拥有的无产阶级的支持率是知识分子无法企及的。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叶利钦开始从共产主义“猛攻者”演变为反共产主义民主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