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举确定在1989年3月26日之后，叶利钦确实决定参加竞选。他将自己提名为莫斯科第一区的候选人，第一区是覆盖整个城市的选区。政治局通过一项新提议，召开一千名党员的“选择会议”来从三个可能的候选人中选出两人来代表首都。叶利钦认为，被允许参与的党员中有百分之八十都是顺从的、被洗脑的正式党员，他们被授意支持吉尔工厂的总经理尤里·布拉科夫。在这场持续到下午三点的会议结束后，叶利钦以超过半数的支持率被提名，布拉科夫排第二。看来这些正式党员也不怎么顺从。
叶利钦的活力回来了，他跑到莫斯科各处拥挤的选举集会，利用自己的弱势地位来赢取支持。他倡导停止党的特权，允许人民通过公投来决定事务。共产党命令编辑们忽视叶利钦的竞选活动，这在无意中增加了他的神秘性。一个更有效率的电报机构在为叶利钦工作：流言回路（rumor circuit），该机构几十年来都是莫斯科重要新闻的渠道。当焦虑的戈尔巴乔夫同意一个政治局委员谴责叶利钦的反共活动时，数万义愤填膺的选民涌进街道，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在莫斯科发生的最大的未经批准的集会，于是，认为叶利钦反共的想法很快也搁浅了。
既然已经启动了民主进程和政治公开，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同意让叶利钦和布拉科夫在国家电视台上进行辩论，分别代表共产党的左翼和右翼。辩论播出的当晚，数百万群众在电视机前观看。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声称给播放室打电话向候选人提问的“普通公民”都是安排好的。一个据称给叶利钦提最尖锐的问题的人第二天告诉记者，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用到了。他说：“告诉叶利钦别担心，我无论如何都会投他一票的。”[6]
在选举当天，候选人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民心所向，拿到六百万张选票，也就是几乎十分之九的人都选了他。在新选出来的国会代表中，百分之八十五都是党员，但也不完全是党的胜利。有相当一群人都是像叶利钦一样不再对党抱有幻想的激进分子，不能指望他们像过去一样听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在分组表决中投票。戈尔巴乔夫承认，“从这次选举可以看出丧钟为谁而鸣”。[7]但是，令人感到无礼的是，直到选举后三天，他都没有祝贺叶利钦，他的对手的胜利也几乎没有在《真理报》中提到。
叶利钦得承认他的政治复生要谢谢戈尔巴乔夫。斯大林枪杀难以对付的党员；赫鲁晓夫则是给他们发养老金让他们退休；勃列日涅夫将他们派往偏远国家担任大使。叶利钦后来承认：“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开了一个先例。一个被解雇的政治家还有机会重返政坛。不可预测的、陌生的新时代已经快来临了，我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8]
四年来，戈尔巴乔夫一直负责苏联社会非凡的自由化进程。人们可以游行、示威、投票选举、批评共产党，新闻业也更加自由。然而，他的这些做法释放了一些力量，会危及他所领导的共产党。被选上的代表们自然会向着投票给他们的人民，而非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共产党组织的成员。保守派想要阻止他，但除了回到过去的老方法，他们又没有其他的代替政策，而回到过去意味着压迫和停滞。
1989年5月25日，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的国会大厦召开。在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下，为期十天的辩论在电视上实况转播。他被倾泻而出的愤怒和尖刻的抨击震惊了。第一天，观众听到了对克格勃的攻击、对赖莎的批评和将列宁遗体红场陵寝移出的要求。西伯利亚作家瓦连金·拉斯普京建议俄罗斯在将来应该离开苏联，这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