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富有攻击性的世俗主义会增强欧洲的实力吗？或许不会。一方面，显然，欧洲吸引年轻的伊斯兰教徒有很多方式。另一方面，他们来到这里生活的时候，他们在欧洲社会发现的一些东西有力地排除他们：咄咄逼人的世俗主义、无神论、道德相对论和享乐主义。其中一些年轻的伊斯兰教徒受到了这种富有攻击性的世俗主义的严重排斥，而他们正好是在欧洲，而不是在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美国遇到这种世俗主义的，因此他们在此地变成了恐怖分子。协助在纽约发动9·11袭击的基地组织汉堡分支是如此；2003年3月11日，轰炸马德里的摩洛哥人肉炸弹是如此；在荷兰谋杀提奥·梵高的人也是如此。所以有人甚至称，欧洲社会富有攻击性的世俗主义并不是一种资产，反而是欧洲软实力的一种负担。
三
其三，有人可能以传统的形式称，欧盟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一个外交政策的参与者。但是接着我们不得不问：当哈维尔·索拉纳去乌克兰斡旋，他为欧洲说话的权利是什么，获得了什么授权？答案似乎是：尚未批准的宪法条约赋予的预期权力。实际上，我们呈现给世界的是一种混乱合并起来的权力。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期间，代表“欧洲”坐在圆形谈判桌上的是欧盟公共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但是还有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的一名代表、波兰的总统和立陶宛的总统。那些作为国家政府的成员、具有直接民主合法性的人只是间接负责欧洲的外交政策。那些直接负责欧洲外交政策的人只有间接的合法性。
我认为，在此得出的结论似乎很清楚：至于传统的合法性，目前欧盟外交政策展示的欧洲实力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合法。如果你问“这种实力的代表凭借什么权力使其有权让年轻的士兵为了一项政策冒生命危险”，那么像欧盟这样给出的答案会更加不清楚。实际上，哈维尔·索拉纳作为指定的外交部长，在提议的宪法条约中并没有赋予他这样的权力。正如简–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在一篇有关欧洲爱国主义的好文章中所说，“为国捐躯甜蜜又光荣”的格言不太令人信服。
四
接下来这种说法当前在欧洲相当流行，是关于道德价值观，实际上是关于欧洲“社会模式”的优越性：体现社会公平、团结和平等等优于美国的品质的一系列内部安排。对了，顺便提一下，我们没有死刑。因此，比如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最近说：“我们欧洲人很清楚，我们的社会模式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成果。”他说，只有欧洲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工作方式、特殊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团结生活在一起的特殊方式。
这反过来又与一些独特的“欧洲价值观”有关。我们还可以在伊拉克危机期间由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撰写、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联合署名的宣言中看到这种争论。这是欧洲道德基础的一种定义，将社会公平作为一系列价值观的核心并将欧洲定义为非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