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实力有道德基础吗?(3)

15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这种西方基督教的观念—天主教或者新教但不是东正教—都是欧洲工程某种论述和自我定义的核心,无论对于信奉基督教的民主人士还是社会主义者都是如此。然而,现今显然并非如此。出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欧洲仍然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大陆?在2000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当被问到“宗教是否对您非常重要”的问题时,57%的美国人说“是”。在英国,这一数字为13%;在法国为11%,在德国为9%。现在欧洲或许是地球上最世俗的大陆。在我们的领导人当中,托尼·布莱尔在这方面是一个特例—我认为可以说,这是他要比别人跟乔治·W. 布什相处得更好的原因之一。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Zapatero)或许更加典型。最近有人引用他的话:西班牙人想少看到一些宗教,多看到一些运动。

尽管约翰·保罗二世和保守天主教徒的波兰人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提议的欧洲宪法条约前言中并没有明确提到上帝或基督教。如果在欧洲,我们信奉宗教是按照遵守宗教仪式来理解,那如今我们最有可能是伊斯兰教徒而不是基督徒。在柏林,目前宗教势力大小的顺序是:首先是新教,其次是伊斯兰教,最后是天主教。欧盟境内可能有1 500万伊斯兰教徒。由于移民和欧盟的不断扩张,将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等国纳入其中,欧洲将变得更加伊斯兰化。因此,欧洲将自我定义为积极地象征着西方基督教的价值观,在我看来站不住脚。

欧洲实力的道德基础的第二种说法称,该工程的关键历史基础无法在西方的基督教中找到,但可以在启蒙运动中找到。如果你是一位富有思想的历史学家,你可能马上会问:哪次启蒙运动?英国的启蒙运动还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德国的启蒙运动还是波兰的启蒙运动?但是,与欧盟价值观和教皇庇护二世的价值观的匹配程度相比,这些启蒙运动中任何一次运动的价值观和欧盟如今声称的价值观的匹配程度一定更高。然而,这正是我们与美国的共同之处。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写过一部有关美国的精彩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名为《应用启蒙运动》(Applied Enlightenment)。也可以用同样的标题来形容欧盟。然而,从一方面来说,我们跟在美国的后面,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又超越了美国。我们的“落后”体现在泾渭分明的政教分离上,它写入了美国的宪法,此后在美国得到了践行。英国还有一个国教。瑞典,先进、进步的瑞典在2000年之前也有一个国教。在德国,你还要交所谓的“教会税”,在你的年度税收申报表中还有这个税种。

另一方面,从伏尔泰“踩死败类”(écraser l’inf?me)的精神上来说,我们超越了美国。伏尔泰会为自己在当今欧洲社会看到的许多东西感到高兴,该东西是指盛行的世俗主义:世俗主义是一种积极、具有攻击性的意识形态。世俗主义可以说是法国的国教。实际上,前几天,有人引用了一位法国外交官的话。该外交官在提到提议的欧洲宪法时说,“我们不喜欢上帝”。前西班牙外交部长安娜·帕拉西奥(Ana Palacio)补充说,“我们高举的唯一旗帜是世俗主义”。

如果你看看9·11事件后的讨论,你会发现欧洲的世俗主义甚至比美国还要多,欧洲的一些反应确实表明了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在于伊斯兰本身,而不在于对伊斯兰的曲解。言外之意显而易见,伊斯兰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一种不正常的宗教,或者甚至说是一种错误的宗教,而仅仅在于它是一种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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