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经不起更严密的实证调查研究。首先，我们的社会模式从两方面来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第一，它并不是单一的：事实上，在欧盟的25个成员国（本文写作时的欧盟成员国数量）中，有大量的社会模式，更不用说更广泛的欧洲了。在其杰出的著作《资本主义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一书中，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大卫·索斯吉斯（David Soskice）指出，在如今的欧盟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民主资本主义。他们将它们称为“市场”、“协调的”和“地中海的”。寻找欧洲社会模式的外界人士，像中国人那样，最后意识到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社会模式。因此，他们一点点地吸收，将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等拼凑在一起。
第二，欧洲社会模式并非独一无二的原因是它根本不仅限于欧洲。我们所谓的欧洲社会模式可以在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甚至在美国一些更加以福利为导向的州找到相应的版本。我认为，欧洲社会模式显然在道德上占据高地也不可能令人信服。可以肯定的是，在收入平等和福利服务方面要更胜一筹，但通常在就业和创造就业岗位方面要略逊一筹。关于即将称为的“第三种方式”，正如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一次国际对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失业本身也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形式。欧洲在福利待遇方面更好，这是我们能够吸引大量移民的原因之一。欧洲让移民感觉宾至如归的能力不及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太多的福利待遇，这使已经生活在这些社会中的穷人、无依无靠的人和失业者产生了怨恨情绪。当然，就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而言，尤其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核心国家，我们的社会模式也很难说创下了良好的记录。我们可能更善于重新分配财富，但我们并不擅长创造财富用于重新分配。目前，有流行的说法称，欧洲实力的道德基础基于我们独一无二、胜人一筹的社会模式。但综上，这种说法也相当有问题。
五
有人会称，欧洲对有人所谓的国际社会公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即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之间的公平。目前，所有欧盟成员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是美国的三倍多。我们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和《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等。但是我们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农业补贴方面超差的记录彻底撕破了这张皮。
总部位于牛津的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关注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制定了其所称的“双重标准指数”（Double Standards Index）。欧盟因贸易干预和农业补贴而位居双重标准名单的榜首。比如，2000年，欧盟对每头欧洲奶牛的平均补贴为913美元；我们给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每个人的援助为8美元。给一头欧洲奶牛913美元，却只给一个非洲人8美元！与此同时，共同农业政策（CAP）进行了一些改革，我们还有“武器之外的一切”（Everything But Arms）的计划，鼓励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但事实依然是，2003年，共同农业政策仍然占到欧盟预算的46%，是其分配给援助的预算的7倍。世界银行称，如果没有贸易壁垒和农业补贴，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本可以出口到发达国家、事实却在出口中损失的金额估计达1 000亿美元。这是整个经合组织提供的发展援助的两倍。所以说，基于致力于国际社会公平的说法也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