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实力有道德基础吗?(2)

然而,欧洲实力还有第四个维度,这是欧盟特有的。我称之为诱导力。这种诱导力首先可以按磁铁的诱导力来理解:通过磁力影响附近物体行动的力量。欧盟很大程度上就具有这种力量。但这种磁力取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诱导力的大小:该过程结束的时候,我们的邻国将被诱导加入欧盟,就像有人被诱导加入俱乐部或协会一样。可以看到目前这种诱导力正在土耳其和乌克兰发挥作用。在与邻国的关系中,这种实力是美国所不具备的;这是欧洲的第四个维度。

除了美国或许还有联合国外,与其他任何政治共同体的实力还有道德基础的说法相比,欧洲实力还有道德基础的说法更加广泛。20世纪20年代,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在倡导欧洲一体化时,将其工程形容成“一个道德的欧洲联盟”。这种说法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发展,我准备对其中的十种说法审视一番。我的“十诫”并不是由戒律组成,而是由问题组成的。

第一种说法显示在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小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它们呈现了历史人物,从奥利金(Origen)和奥古斯丁(Augustine)到阿奎那(Aquinas)、安瑟伦(Anselm)、威克里夫(Wycliffe)、路德(Luther)、加尔文(Calvin)、茨温利(Zwingli)、格劳秀斯(Grotius)和威廉·佩恩(William Penn),一直到利文斯通博士(Dr. Livingstone)。唯一缺了让·莫内(Jean Monnet)。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有关欧盟精神和知识遗产的说法。我最近听到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引用了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对于欧洲实力基础的著名描述:“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然而,巴罗佐立即补充说:“我们不应该忘记阿拉伯—伊斯兰的贡献,以及斯拉夫和凯尔特的资源。”

更加频繁的是会提到犹太基督教的传统。1948年5月在海牙的欧洲大会上,泛欧洲运动的创始人理查德·尼古劳斯·冯·康德霍夫—卡利吉伯爵(Count Richard Nikolaus von Coudenhove-Kalergi)提供了另一种配对:“如果欧洲再次崛起,我们必须将其未来奠定在过去两种最高贵的基础之上:希腊的个人主义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但是他还引用了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的一封信,盛赞欧洲工程是对抗苏联威胁的壁垒,以及该工程对“推进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贡献。如今,我们很少能听到这样的话。

真相是,像以往一样,基于该学院显示欧洲身份的彩色玻璃的说法主要是关于基督教,明确地说是关于西方的基督教。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依据。首次提到欧洲人是在记录733年普瓦捷战役—这是一场对抗入侵的阿拉伯穆斯林人的战役—的编年史中。教皇庇护二世继承了基督教的观念,他的笔推进了“欧洲”这个术语的广泛使用。“欧洲”被有意定义为应对土耳其人入侵和伊斯兰发展的办法。庇护二世给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写了一封非凡的信。在信中,他首次引出了欧洲各国:“西班牙坚如磐石,法国骁勇善战,德国人多势众,英国强大无比,波兰勇猛过人,匈牙利积极进取,意大利资金雄厚、士气高涨、久经沙场。”接着他对穆罕默德二世说,实际上,你不可能打败我们,所以加入我们吧。“然而,能造就你,穆罕默德,成为你这个时代最伟大、最强大和最著名之人的是一样小小的东西。你问是什么。这东西并不难找。它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一点点水,有了它,你就可能被洗礼,皈依基督教。”这是自知、自我定义的新欧洲发出的第一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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