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这跟您童年的一些所见所闻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吧？
陈忠实：我亲眼看到过。这个小说里写的是田小娥，被白嘉轩、被族长捆在一棵树上，让全族的人都来抽打，这个细节是我在生活中真实看见的。男性在那儿抽打，村子里的女人围了一圈，她们不动手，把小孩都赶得很远。尤其能听见那个女人的叫声啊，你想想那是个什么滋味。那个一声一声的尖叫，我们小孩在旁边都吓得一声不敢吭啊。当时小说写到田小娥的时候，构思田小娥这个人物的时候，第一个映现到我思维中来的，就是这个惨烈的场面。田小娥的跃现，让情与爱成为陈忠实创作过程中反复咀嚼的命题。他说：“确信必要而又恰当的性描写不应该继续成为禁区，是我对文学创作理解的一次突破。然而，分寸如何把握，却一直是我纠缠着的问题，又无法请教任何人。”
杨澜：您当时在写作的时候，好像自己还写了个小纸条，就是提醒自己在创作的时候，不要有所顾忌是吧？
陈忠实：在我青年时期，除了各种政治问题，男女关系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社会问题。我眼看到我同辈人，有几个人就因为男女关系上出事儿，被抓走了。看到同代人啊，我说有时候这个政治错误啊，比如说右派啊，什么““文革””中打个反革命啊，这个你无法预料，说把你打就打了，但男女关系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杨澜：所以当时要写的时候，实际上有纠结的对不对？
陈忠实：后来我写作的时候，我最初发表的那些短篇小说没女性。写的老汉，大家都说陈忠实写得最好的就是好汉，陈忠实不会写女性。但是到写《白鹿原》的时候，涉及性和爱、婚姻、家庭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下了决心。我意识到，尤其是田小娥这个人物，她的精神心理上所背负那些东西。我写了大概是十个字吧，不回避，不仅不回避，而且是撕开写。要把这个黑幕撕开，看看我们传统封建文化中最腐朽那一部分，就是封建道德。关键在最后，怎么把握这个分寸，不做诱饵。
杨澜：不做诱饵，什么意思？
陈忠实：不能把这个写男女的情节，作为吸引读者的一个诱饵。
杨澜：就等于这是您的一个底线？
陈忠实：这是我一个基本准则，它应该是作为人物的精神历程、心理历程必不可少的一笔。所以着重点就在这个不做诱饵的这个分寸的把握，那就全凭作家自己了。1997 年，茅盾文学奖的评审工作正紧张地进行。部分评审委员提出，《白鹿原》中部分情爱场面描写过于露骨，须删除。此意见一出，不可动摇。而在电影《白鹿原》的创作和审查过程中，这一幕再次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