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结束了自己的旅程，但是面对读者，她并没有隐藏她的困惑。“在地球的另一端，女人们像男人一样，以一种错误的方式生活着。她们缺少那种健康的平衡，这种平衡能够主持正义，赋予人们良好的意愿。她们或者像动物园中的野兽一样生活在被隔离的世界里，从囚狱般的床单中打量天空和人群，床单裹住她们的全身，就好像裹尸布裹住了尸体；或者像驯养人那样生活，穿着红色的夹克，佩戴着肩章，手里拿着噼啪作响的马鞭。我不知道，到底是在面对乞求得到收留所中一个位置的穆斯林妇女，还是在面对同男人的射击比赛中赢得奖牌的安卡拉女兵面前，我感受到了更深重的罪过；我也不知道，是帮助自己的国家杀死婴儿的印度女医生，还是京都那些仿佛被钉在墙上的蝴蝶一样站着一动不动的艺伎让我感到更加恐惧。当然，奴隶制很可怕，也是残酷无情的，但是以错误的方式诠释的自由，同样可怕且令人恐惧。在这次旅行中，很多时候，我都无法确定这两者中的哪一种更加糟糕。”
在回到米兰前，她在纽约停留了一阵，她一直很喜欢这座城市，然而这次它让她感到恐怖。她看着那些脏兮兮的摩天大厦和震耳欲聋的街道，感觉那些总是在小跑中的女人仿佛是在同男人进行一场战争。整个旅程中，她都感到劳累和忧郁。和阿尔弗雷德的感情破裂给她带来的绝望感仍未结束。在一封信中她解释道，当她感到忧郁的时候，自己没有任何心思旅行。身处一个没有任何自己家庭气息的国家，令她有种被抛弃的感觉。与此同时，她感觉每个地方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她所见到的一切，她那充满激情的人生，她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社会地位，对她来说都像是青年时期梦想的失败，她的这些梦想，就像是一扇屏风，在这后面，隐藏着她的忧伤。她的这种心情，在她给《欧洲人》写的报道和由此编录的书中，都很好地反映了出来。
一九六一年，她出版了《无用的性别》一书，献给自己的妹妹奈拉。这本书并不在她自己最好的书籍列表内，但是引出了她人生中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方面，这标志着她的讨论题材从世俗话题转移到了有倾向性的社会话题；另一方面，这令她成了一位国际名人。这本书被翻译成十一种语言出版发行，并且十分畅销。奥莉娅娜这个名字走出了意大利国界。她的文章被欧洲各大日报翻印并出版。她的行文中体现着全球化的记者视野，她在旅行中结识的外国同事帮助她，向欧洲各大报纸推荐了这些文章。
她将自己的目标定为了美国的报刊。“你们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媒体。”多年之后，在和美国专栏作家协会的谈话中，她如是说道，“因为你们属于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你们很富裕，能够得到财富所赋予的援助。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英语。因为比起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英语更为人熟知。当你们公布一个消息的时候，这则新闻我可以在意大利报纸、法国报纸、德国报纸上进行批判，否认这个消息一千次。如果不使用英语，我的观点永远也超不出这一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