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着宝拉的红色凯迪拉克转遍了整座城市。因为她自己不会开车，所以将方向盘交给了宝拉。多年之后，宝拉亲切地说起这个女孩来：“像一只惊弓之鸟——她很年轻，也很可爱，脸上表情丰富，但是透过她的眼睛，却能看出她内心的烦乱。”她对这个伟大的国度一无所知，她的语言也并不流利。然而，她绝对不允许自己犯错。就像父母经常对她说的那样，她应该做最出色的那个人。她低下头，默默地积攒力量，装作自己无所畏惧。连她第一次旅行的翻译乔瓦娜也记得这个女孩的复杂性格：“她很脆弱，但是她把侵略当作自己的铠甲。她会先发起进攻。结果就是，美国人经常被她吓得不轻。”
宝拉还记得，她没什么朋友，特别是几乎没有女性朋友。奥莉娅娜不喜欢同女人相处，她常说她们太容易背叛：“她心中的神话就是父亲爱德华多和大伯布鲁诺，她一直谈论他们两人。”她成了保拉的丈夫——比尔很要好的朋友。“她从他这里吸取采访的灵感，比尔帮她处理这些采访，这也十分罕见。”带着这份好奇心，她在日后成了一名伟大的旅行者，但是她惧怕飞行。“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坐飞机，在飞机起飞后，她马上从包里拿出了一片刺绣开始忙活起来。‘我需要做这些活来帮助我忘记我们正处于高空中’，她跟我解释道。”她十分擅长做一些细微的活儿。从巴黎到米兰的航行中，她能够绣出两片叶子，宝拉给一位男性朋友这样写道。从罗马到纽约的航程中，她可以完成两朵配有叶子的花朵。
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一个月的时间，帮助她近距离地研究了美国明星们的世界。好莱坞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一八八七年——当一名中西部地区的清教徒先锋——哈维·威尔考克斯，决定抛弃污浊腐败的洛杉矶，定居于此的时候——这里仅仅是一片被野生橘树和冬青覆盖的荒野。威尔考克斯太太将他的这片大牧场称为好莱坞，正是取自冬青林之意。她并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市长将会准许电影制作者——一名叫作威廉·塞里格的人在不远处的露天场所拍摄胶片。三个反抗爱迪生电影专利公司的托拉斯反叛青年——萨缪尔·戈德温、杰西·拉斯基和赛西尔·德米尔——租用了大牧场中的一间牛棚用来拍摄电影。接下来发生的事都是众所周知的了。
奥莉娅娜尝试着用批判的眼光打量一切事物，和《欧洲人》的读者们一同发掘美国的现实生活。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想什么就写什么，语言真诚且不加任何修饰。她感觉这座电影之城是“愚蠢的且天才云集的，腐败、堕落和清教徒式的，娱乐而又喧嚣恼人的”。令她好奇的是，连比弗利山庄的宾馆也被老鼠入侵并筑了窝。到了晚上，它们啃食物品的声音听起来比托斯卡纳的蝉鸣声还要喧闹嘈杂。对待每一件事，她都能从娱乐的眼光和严谨的职业视角去审视，从不遗漏任何一处细节。她和前罗马尼亚的流亡者让·尼古拉斯科成了朋友，他曾经在巴黎当过画家，现在则是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很有钱，他强制自己去购买各种艺术品。她拜访了葛丽泰·嘉宝的别墅，多年之后，她们两人在纽约也成了邻居。她也和光荣反战时期的遗存者——玛丽·碧克馥见面。她接待了奥莉娅娜，并使用法语交流——她始终相信，欧洲人只讲这一种语言。
奥莉娅娜的笔记本里满是文字，她十分擅长捕捉小的细节。一位年轻的出租车司机、加利福尼亚大学三年级的哲学学生，向她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让她感到十分震惊：“您来自意大利，请您告诉我：南尼什么时候统一了萨拉盖特？”好莱坞天主教的神甫等待所有的演员都坐好，然后他喊一声“OK”，就可以开始进行弥撒仪式。公墓的导游领着她们参观了一个房间，上面装饰着一幅列奥纳多·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翻印版本，和保存在米兰的原作相比，引导员对这幅翻印更加赞不绝口：“这幅是新的，而且这幅也更为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