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一丝不苟的态度面对工作，但是偶尔也会因此感到厌烦。唯一能够让她感到愉快的事情就是旅行。因为这个原因，对于所有的出差任务，她全都接受。一九五五年四月，报社要求她去报道彼得·汤森和玛格丽特公主之间的爱情。彼时这段不可思议的爱情已经令英王室深陷丑闻之中。她乘坐飞机来到了比利时。数月以来，汤森都独自居住在布鲁塞尔，拒绝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奥莉娅娜要么到他每天都去骑马的驯马场找他，要么就在他的家门口守候。她还设法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事实上，她一无所获。但就是在这一无所获之中，她还是写出了一篇完美的文章。她写了一个剧本，而不仅仅是小说。她巧妙地将自己在他家门口讲的几个笑话，用她的语言组织了起来。“汤森笑了一下：‘您还真是不轻易放弃。’‘您也是一样，上尉。’然后又是一个微笑。‘您知道的，女士，我不可能无缘无故到这边来。’‘我也是一样的，上尉。’他手中的小马鞭有节奏地敲打着自己的骑马靴。‘很遗憾，我不能告诉您您想知道的。如果最后证明您是一个值得让我说出真话的人，我会考虑把您想知道的都告诉您的。’接着又是一个微笑。然后我提出了心中的问题：‘您并不想否认您希望和玛格丽特结婚的意愿吧？’”很明显，汤森否认了。——但他这时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突然抬起头，颌骨变得僵硬，他的表情和动作出卖了他，其实他想回答“是”的——虽然表面上他并没有否认这件事，但其实他的神情已经出卖了他。奥莉娅娜的风格——让她闻名于全世界的语言风格——在这时就已完美成形了。她写文章时有三个特点：搜索消息的那份执着，像记叙一个故事一样构思一篇文章，将自己作为采访文章中的人物之一。她请摄影师陪她去采访，拍下自己同被采访人讨论的场面。她使用第一人称谈论自己的感想，在文章中直接质问读者——你明白吗？你看到了吗？现在我给你解释一下——她的文章，就像是一篇对话。
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是她职业生涯中一个转折点。十月二十三日，布达佩斯爆发了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起义。奥莉娅娜整天缠着主编，直到他答应派她去事发地。但是他让她只是去写几篇在起义结束、首都最终解放后的庆祝性文章。十一月二日，飞机在维也纳一落地，她就发现，在短时间内一切都改变了。苏联人入侵了这个国家，前线已经封锁，首都变成了一座孤城。她没有听从意大利驻奥地利大使馆的劝告，决定偷偷前往匈牙利。她租了一辆出租车，但又不得不折返回来。然后，她搭上了红十字会的车队，但是车队在距离前线几公里的地方被入侵者的军队拦了下来。在寄给《欧洲人》的文章中，她描述了在苏联士兵宿营地度过的那个充满大雪和泥浆的夜晚。她突然感觉自己被带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她听到大人们谈论希特勒在中亚将苏联监狱中的犯人组成了臭名昭彰的土耳其军团，并在九月八日之后，利用他们来对付游击队员 ，一切仿若隔世。只有语言变了，现在的士兵用说话时带着喉音，说服着她回去。
在回到奥地利之前，红十字会的车队在一个由起义战士控制的前哨停了下来。战士们的首领是一位老者。这一队士兵有三十多人，他们占据着这个据点，毫无生存的希望。奥莉娅娜望着他筋疲力尽的神情，长长的胡子，疲惫的眼睛。她想起了当时被关在法西斯监狱的父亲那被打伤的面部和毫无生机的眼睛。可能的话，她想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听他讲述他们的故事。然而，坦克的轰鸣声越来越近，红十字会车队准备离开。她也要离开了，留下这位老者为他自己的命运而战。最后，他准备了一杯咖啡，然后就像其他时代的那些绅士们那样，对着他们鞠躬道别：“亲爱的先生们，死亡也有所必要。”奥莉娅娜知道这位匈牙利老者不可能活得下来，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自己的笔，将他的事迹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让他永远存活下去。
